Thursday, October 28, 2010

韦斯敏斯德信条

自伊利莎白女王一世以来,英国圣公会成为主教制,就是由女王直接委任主教治理地方教会,并在公共崇拜中遗传许多天主教的礼仪,此举引起许多改革的新教徒的不满,这群忠于改革的人就是当时的清教徒。在1643年,查理士(Charles)当政之时(1625~1649),当时议院的议员以请教徒居多,他们期盼以清教徒改革原则重整英国教会,于是在韦斯敏斯德文教堂召开了一个大型的议会,与会人士有121位牧师, 30位议院的议员,及8位列席的苏格兰代表。对于教会应采取的体制,人人看法不同,而以赞成长老制者居多:在神学的立场上,大家则一致认同加尔文的观点,否定阿民念派及罗马天主教。

经过三年的讨论,议会于1646年12月完成了韦斯敏斯德信条,供日后议院及议会之用。信条的内容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每一个句子都经过小组的讨论及公开的辩论,参与者阵容之坚强也属罕见。信条于数个月后加入圣经的章节引证,是年六月得到议院的批准。

虽然在英国此信条所获得的公认只到1660年,但它深受情教徒的爱戴,在苏格兰也为议会及议院所接纳;后来随着新大陆的移民而传入北美洲,是在英、美的长老派及北美的公理会与浸信会中最具影响力之信条。

此信条是加尔文神学,清教徒及圣经融合的结晶,共有卅三章,其特色有下列几点:

  1.文中论述的次序为圣经、上帝、世人、基督、拯救、教会及末世,成为现代教义神学分段的先驱。
  2.开宗第一章的圣经论,华腓德(B.B.Warfield)称之为基督教中最完美的圣经论告白。
  3.预定论在此信条中展现成熟的风貌,平衡地教导了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
  4.着重圣约神学,以此解释在历史中神与人的关系。
  5.确认清教徒所强调的得救的确知。
  
  韦斯敏斯德信条
  
  第一章  论圣经
  
  一、本性之光与创造护理之工,虽彰显神的善良、智慧和权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神及其旨意的知识赐予人。所以神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给他的教会,并向教会宣布他的旨意;以后,为了更加保守并传扬真理的缘故,而且为了更坚立教会,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并撒但与世界的恶意起见,遂将全部启示笔之于书。于是,神先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方法已经停止,故圣经成为我们最必要的。
  二、在圣经,或笔之于书的神言的名义下,包括旧新约全书,即旧约卅九卷,新约廿七卷(书名于此从略)。这些书都是出于神的默示,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三、一般称为伪经(Apocrypha)的各卷,既非出于神的默感,所以不属圣经正典,因此(伪经)在神的教会中没有权威,只能当作其他属人的著作看待或使用之。
  四、应受信服的圣经权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完全在乎神(他是真理的本身)是圣经的著者。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当为我们接受。
  五、我们可能受教会所作之见证的感动与影响,因而对圣经有高度敬畏的尊重。圣经主题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符合,全体的目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人类唯一得救之道充分的显示,和其他许多无比的优秀点,以及全体的完整,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为神言的证据。虽然如此,我们所以十分接纳并确实相信圣经之无谬的真理性与属神的权威,乃是由于圣灵内在之工,藉着并同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作的见证。
  六、凡神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一切所必须之事的全备旨意,都明明记载在圣经内,或从圣经中推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所以无论何时,不可藉着圣灵的新启示,或凭人的遗传,给圣经再加上什么。虽然如此,但我们承认为了明了圣经中所启示的得救知识,圣灵的内在光照是必须的;并且承认有些关于敬拜神,和教会行政的某些详情,因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是相关的,故亦可凭人的经验和基督徒的智慧来规定,但必须时常遵照圣经的一般规则。
  七、圣经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样清楚,对各人也不都同样明了;但为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那些事,在圣经的各处都有清楚的提示与论列,不但是学者,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八、用希伯来文(是古时神选民的国语)所写的旧约,和用希利尼文(是新约时代各国最通行的文字)所写的新约,都是受神直接的灵感,并且由于神特别的照顾与护理,历经世代,保守纯正,所以是可靠的;因此一切有关宗教的争辩,教会终当以圣经为最高裁判者。但因神的众百姓并不都通晓这些圣经原文,而且他们对圣经有权利与兴味,并以敬畏神的心,听神吩咐去诵读和考查圣经;所以凡圣经所到之地,都应译成各国的通行语,使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各人心里,令他们可以用讨神喜悦的方式去敬拜他,并藉着圣经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九、解释圣经的无谬规则就是圣经本身(以经解经)。所以对圣经那一部分的真正和圆满意义发生疑问时(该意义不能有多种,只有一个),就当用他处较为更明了的经文,藉以查究和明了其真义。
  十、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著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判决拳拳服膺。
  
  第二章  论神和三位一体
  
  一、神是独一永活的真神,他的实在完全是无限的。至纯之灵,眼不能见;无体,无肢体,无情欲,无变化,广大无边,永远,不可思度,全能,全智,至圣,最自由,完全自存,他为自己的荣耀,按照自己不变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最慈爱,恩惠,怜悯,忍耐,有丰盛的善良与真理,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是那殷勤寻求他的人的赏赐者;同时,他的审判最为公义,极其可畏,恨恶诸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二、神在自己里面,并由自己而有一切生命,荣耀,善良,祝福;单独在自己里面,并对自己是完全满足的,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被造之物,也不从他们得到任何荣耀,但只在他们里面,藉着他们,向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是万有的独一根源,万有都是属于他,藉他而立,归于他;并且在万有之上有至高统治权,藉他们,为他们,并在万有之上行他自己所喜悦的事。万事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昭然若揭;他的知识是无限的,毫无错误,并不依靠受造之物,所以没有任何事物对他是偶然的或不确定的。他在自己的一切计划、作为和命令中都是至圣的。天使、世人、以及别的受造之物,必当将他的美意所求于他们的敬拜、事奉、或顺从都归给他。
  三、在神的统一性内有属于一本质、权能、永远的三个位格,即为父的神,为子的神和为圣灵的神。父不属那一个,既非所生,亦无所由出;子永远由父所生;圣灵永远由父和子而出。
  
  第三章  论神永远的定旨
  
  一、神从永远,本他自己旨意的至智至圣的计划,自由、不变地决定一切将要成的事。但根据此点,神绝非罪恶之源,亦不侵犯被造者的意志,而且也并未废弃第二原因的自由性或偶然性,反而被确立。
  二、虽然神知道在一切假定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他预定任何事,并非因预知未来的事,或预见在某种条件下要成的事。
  三、按照神的定旨(圣定),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
  四、神如此选定和预定的这些天使和人,都是经过个别地又不可变地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既不可增,又不可减。
  五、在人类中蒙神选定得生命的人,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和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此选定只是出于神自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神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作为神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六、神既指定蒙选召者得荣耀,所以他便藉着他自己意志的永远与最自由的宗旨,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殷。蒙选召者,虽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所救赎;到了适当的时候,由于圣灵的工作,选召他们对基督发生有效的信心:被称为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藉着信,得蒙他能力的保守,以致得救。除了蒙神选召的人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蒙有效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与得救。七、至于其余的人类,神乃是按照他自己意志不可测的计划,随心所欲施与或保留慈爱,为了他在受造者身上彰显主权能力的荣耀之故,他就乐意放弃他们,并指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忿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
  八、此预定的教义至为深奥,所以当特别慎重并留心处理,好叫凡听从神在其圣言中所启示之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蒙召的确实性上,确信自己永远蒙拣选。如此,这教义对那些凡以真心顺从福音的人,就提供了谦虚、勤勉与丰富安慰的题材,对神就提出赞美、敬畏与赞叹的题材。
  
  第四章  论神创造之工
  
  一、为父、子、圣灵的神,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与仁爱的荣耀,就欢喜起初从无中创造原始的世界,并其中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需时六日,并都甚好。
  二、在神造了一切其他的被造物之后,就造了人,男人女人,他们拥有理性的与不朽的灵魂,又本着自己的形象赋与他们知识、仁义和真圣洁,虽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且有履行律法的能力,然而在干犯(律法)的可能性之下,即被任凭自己的意志,所以这意志是可以改变的。除了这在他们心中所写下的律法以外,他们受到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命令;他们遵守这命令时,就能得到与神相交的幸福,又能统治被造之物。
  
  第五章  论神护理之工
  
  一、万物的伟大创造者神实在是藉着他的至智与圣洁的护理,根据他无谬的预知,自己意志的自由与不变的计划,又为了叫自己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与怜悯的荣耀得着称赞,来保持、指导、处理并统治一切被造者,他们的行为以及所发生的事,从最大的以至最小的。
  二、万事万物虽然在神(第一原因)的预知与圣定的关系内,毫无变更而准确地发生:但神用同一的护理,根据第二原因的种类,必然地、自由地、或偶尔地来规定所发生的事。
  三、神在他普通的护理中虽使用手段(方法),但他也随己意,不用手段,超乎手段,并反乎手段,自由行事。
  四、神的全能、莫测的智慧与无限的善良在他的护理中如此彰显,甚至延及(人类的)第一次堕落,也以各样的配合,为了神自身的圣旨的缘故,对那些罪予以最智慧最有能力的限制,并且支配管辖诸罪;然而罪是从受造而出,绝不是由神而出。神既至圣至义,故绝非亦不能力罪恶之源,或罪恶之赞同者。
  五、最智慧、公义与恩慈的神时常让他的儿女有时遭受多方的试探,和他们自己内心的败坏,为他们以往的罪惩罚他们,或向他们启发败坏的潜力,和他们内心的诡诈,为要使他们谦卑:又使他们更进一步地与神亲近,不断地依靠神,使他们更加儆醒防备将来一切犯罪的时机,以及为了其他各种公义与圣洁的目的。
  六、论到那些因以往的罪而盲目顽固的邪恶与不敬虔之人,为公义审判者的神,不但不施恩给他们(藉此恩典就能光照他们的悟性,影响他们的内心);而且有时也收回他们已得的恩赐,因他们败坏的缘故就使他们遇到犯罪的时机:同时把他们交付给自己的私欲,世界的引诱,与恶魔的势力。因此,他们甚至在神所使用令别人软化的手段之下,反而令自己刚硬。
  七、神的护理之工既然普及一切受造之物,更用特别的方法照顾面他的教会,并为教会得益而处理万事。
  
  第六章  论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
  
  一.我们的始祖,因被撒但的狡智与试探所诱惑,就吃了禁果而犯罪。然而神愿意按照他的智慧与圣洁的计划,为了配合自己的荣耀,就准许他们(所犯的)这个罪。
  二、因此罪使他们从原始之义,并与神的交往上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的一切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
  三、始祖既为全人类的根源,此罪的孽就归给他们的后裔,并且在罪中之死与败坏的天性,就遗传给他们所生出的子孙。
  四、从这个原始的败坏中,主出一切的现行过犯(即本身所犯的罪):由于此败坏性,我们对一切的善全然避忌,无能力力,且反对之,完全倾向邪恶。
  五、此种天性的败坏,在今生的时候,仍存留在那些已蒙重生之人的里面。此败坏性虽然藉着基督得赦免,而被克服,但其本身并它所有的活动实在是罪。
  六、凡是罪(不拘原罪抑或本罪)就干犯神公义的律法,也是违背神的律法,在其本性上就将罪责归给罪人,为了这个缘故就遭受神的忿怒,与律法的咒诅,如此服在死权之下,受精神的、暂时的、与永远的一切痛苦。
  
  第七章  论神与人所立的约
  
  一、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然而若非藉着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谦就,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神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俯就。
  二、神与人所立的初约乃是行为(工作)之约,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
  三、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可能藉此约得生命,主就愿意立第二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藉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
  四、此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往往以遗命的名称说明,乃指立遗命者耶稣基督之死,并指出由遗命所留下的永远产业及其所属的一切事。
  五、此约在律法时代与福音时代的实施各有不同。在律法时恩约之实施乃藉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而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有效的;藉着圣灵的活动,来教诲并建立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藉着他才能得着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此约称为旧约。
  六、在福音时代,当实体基督彰显的时候,实施此约的条例乃是圣道的传扬、洗礼和主餐之圣礼的执行;这些条例为数虽少,而且在实施上更为单纯,又少有外表的光荣,然而在这些条例中对万国,连犹太人带外邦人,更充分地阐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此约称为新约。所以是有两个在本质上不同的恩典之约,乃是在不同的时代只是一个而又相同的约。
  
  第八章  论中保基督
  
  一、神按他永远的旨意,选定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作神人之间的中保;为先知、祭司、和君主,教会的元首和救主,承受万有的,审判世界的,神从永远就将百姓赐给他为后裔,而且到了时候,藉着他得赎、蒙召、称义,成圣并得荣。
  二、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既是惟一永远的神,与父同质同等,及至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取人性,连人性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和共有的软弱于已身,只是无罪;他藉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马利亚的胎中用她的本质成孕。所以完整无缺,而又是相异的二性,即神性与人性,毫无转化,合成或混合,不可分地结合于一位格之内。这位就是真神真人,却是一位基督,神人间的惟一中保。
  三、主耶稣既如此在人性与神性上联结,就受无限量之圣灵的洁净与恩膏;既在他里面有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父就喜欢叫一切的丰富住在他里面。其目的乃是藉着他的圣洁、无恶、无玷污,并所充满的恩典和真理,使他得以全备,以便执行中保和保证人的职分。这职分并不是他自己取来的,乃是蒙父召而任此职,父把一切的权柄和审判交在他手中,并且命令执行之。
  四、主耶稣极其乐意担任这职分;为了执行这职分,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而且完全成就了律法,在他的灵魂里直接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在他的身体中受了极疼痛的苦楚,被钉而死;被埋葬,暂处于死权之下,但未见朽坏。第三天他带着受苦时的同一身体从死里复活;又带身体升人高天,坐在他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要在世界的末了,再来审判世人和天使。
  五、主耶稣凭他完全的顺服并牺牲自己,藉永远的灵一次献给神,来完全满足他父的公义;为父所赐给他的人非但获得和好,也获得天国永远的基业。
  六、救赎之工虽未在基督成肉身之前实际完成,但救赎的实力、效果与利益,却从世界之初藉着那些应许、预表,与祭物继续传给历代神所拣选的人:在这些应许、预表和祭物中,他被显明为击破蛇头的女人后裔,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是昨日、今日、以后永在的基督。
  七、基督按着他的神人二性,来执行他为中保的工作;藉每一性作其固有的事,但有时在圣经中,由于基督位格的一致性,所以地位格中的此一性固有的事,也归属于彼一性。
  八、基督对那些得蒙救赎的人,就确实地、有效地将这救赎应用在他们身上并传达给他们:为他们代求,藉圣道将救恩的奥秘启示给他们;藉着他的灵有效地劝勉他们相信而顺服;藉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来管理他们的心;藉着他的全能全智,来胜过他们的一切仇敌,而且所用的方式与他奇妙莫测的旨意相合。
  
  第九章  论自由意志
  
  一、神把本性的自由赋予人的意志,这意志既不受强迫趋向善恶,也不受本性绝对的必然所决定的去行善或作恶。
  二、人在无罪的状态中,有自由与能力行善,并行神所喜悦的事,但那所有性是可变的,所以他可能从那状态中堕落。
  三、人由于堕落在有罪的状态中,已经完全丧失一切行任何关乎得救的属灵善事之意志力:所以他既是一属血气的人,与善完全相反,又死在罪中,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心,或预备改变自己的心。
  四、当神使罪人改心并把他迁移至恩典状态中时,神就把他从罪恶本性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并惟独藉着他的恩典,使他有行属灵善事的意志与能力;但因为他尚有残余的败坏,所以他既不完全,也不专一立志向善,他也立志向恶。
  五、惟独在荣耀状态中,人的意志才能有完全与不可改变的自由,以致向善。
  
  第十章  论有效的恩召
  
  一、凡神所预定得生命的人,而且只有这些人,他喜欢在指定与悦纳的时候,本着他的道与灵,有效地召他们出离本性之罪与死的状态,而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拯救中。在属灵与得救的事上光照他们的心,以致明白有关神的事,除掉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颗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并有效地吸引他们来就耶稣基督。但他们来是极其自由的,因他们的决志是被主的恩造成的。
  二、此有效的恩召是惟独出于神白白的与特别的恩典,丝毫不是由于在人里面预见什么。因人在这恩召上全属被动,及至被圣灵感化和更新,他才能回应此召,并接纳在此恩召中所提供和传达的恩惠。
  三、死于幼年被选的婴孩,已被基督藉圣灵而重生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处,用何方法作工,皆随己意。另有一些在外部未能蒙神话语呼召的选民,也都照样得救。
  四、其他未蒙拣选者,他们虽然蒙神话语的呼召,或许有圣灵一些普通的感动,但他们并未真正归向基督,所以不能得救。不承认基督教的人,更不能靠任何其他别的方法,不拘如何殷勤按照自然之光与自己所承认的宗教来过生活,也不能得救。若主张说他们可以得救,乃为有害且极其可憎的事。
  
  第十一章  论称义
  
  一、凡神以有效恩召所召来的人,也白白称他们为义。神称他们为义并不是藉着将义注入在他们里面,乃是凭着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并接纳他们为义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何成就,或因他们所行的,惟独因基督自己的缘故;并非由于将信的本身,相信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在听福音上的顺服归属给他们,就算为他们的义;乃是藉着将基督的顺服与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归给他们,以致他们才能凭信心接纳他,并安息在他的义上:这信心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二、如此接受并在基督和他的义上得安息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凭藉(手段);然而在被称义者的心中并不是单有信,也伴随着一切别的拯救之恩,而且这信心并不是死的,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三、基督凭着他的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凡如此被称为义之人的罪债,并为他们献上适当的、真实的、圆满的祭来满足父神的公义。然而基督既为他们被父神赐下,而且他的顺服与满足就当作是他们的,被父悦纳,二者是白白赐给的,并非因他们里面有任何功德,所以他们的称义是惟独出于白白的恩典,为的是叫神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称义上可以得着荣耀。
  四、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便命定称一切选民为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就为他们的罪死了,为他们的称义而复活了;虽然如此,但他们必须等到圣灵在适当的时候,实际将基督赐给他们,才得称义。
  五、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的罪,他们虽然永远不能从称义的地位上堕落,但他们可能因罪遭受神如父之忿怒,他们若不自卑、认罪、求饶、并重新相信悔改,就不能再得父神笑脸的光照。
  六、旧约时代的信徒称义,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各方面都是同一的。
  
  第十二章  论儿子的名分
  
  神在他的独生子里,并为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将得儿子名分的恩典,赐给凡被称义的人,藉此他们被归入神子民的数目中,得享神众子的自由和权利。他们身上有神的名字,接受那为儿子名分的灵,但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呼叫阿爸父;蒙父的怜悯、保护、供养和管教,但永不被撇弃,反受印记,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承受应许,力神永远救恩的后嗣。
  
  第十三章  论成圣
  
  一、凡蒙有效恩召而被重生的人,既在他们里面创造新灵和新心,就更因基督的死与复活,藉着道并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使他们个人实际成圣。罪身的权势被毁坏,属乎肉身的各种情欲逐渐衰弱而被治死,而且他们在一切得救之恩上越发活泼而得坚固,以致得到实际的真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
  二、此成圣之工虽是贯彻于整个人性之内,但在今生不得完全。在每一部分之内仍有些腐败性的残余存在;因此(在信徒心中)常有继续与不可和解的战争,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三、在此战争中,那残存的腐败性虽一时甚占优势,然而那蒙神重生的部分,藉着从基督成圣之灵所得不断供应的能力,终必得胜;如此圣徒在恩典中有长进,敬畏神得以成圣。
  
  第十四章  论得救的信心
  
  一、信心的恩惠乃是基督的灵在蒙神拣选之人心中所作的工,使他们相信以致灵魂得救;这信心是通常由听神的道而发生的,而且藉着神道的宣扬,圣礼的执行和祈祷而得增长并坚固。
  二、藉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凡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都为真实,因为神自己的权威在其中说话,又当按照圣经中各段章节所说的去行。即顺服其命令,畏惧其警戒,持守神在其中所赐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但得救信心的主要活动乃是凭恩典之约,惟独接受并依靠基督而得称义、成圣、和永生。
  三、此信心的程度不同,或强或弱,虽多次多方受打击,被挫折,但终必得胜;并在多人里面增长,以致藉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获得充足的信心。
  
  第十五章  论得生命的悔改
  
  一、得生命的悔改乃是一种福音的恩惠。所以凡传福音的人,不单传相信基督的道理,也应传悔改的道理。
  二、罪人藉着悔改,不但看见又觉悟到自己的罪与神的圣性和义律相违反的危险,而且也看到又觉悟到自己罪的污秽可惜,罪人既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悔改之人所显的恩慈,就为自己的罪忧伤而恨自己的罪,以致转离一切罪恶归向神,又立志竭力在神所有的诫命中与他同行。
  三、悔改虽然不能算作对罪的偿还,或得赦免的主因,因为罪得赦免乃是神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但悔改对所有的罪人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悔改,人不能得赦免。
  四、小罪不能因其小,而不被定罪;大罪不能因其大,而令真心悔改之人沉沦。
  五、人不应该以概括的悔改为满足,竭力为自己特殊的罪而特别悔改乃人人的本分。
  六、人人都当向神私自认罪,祈求赦免,由此,并由于离弃罪恶,他就必蒙怜悯;所以得罪弟兄,或基督教会的人,就当藉着私自或公开的认罪并为罪忧伤,甘心向那受触犯的人表示悔改;于是那受触犯者,就当与他和好,且以爱心接待他。
  
  第十六章  论善行
  
  一、只有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是善行,没有圣经的根据,专凭人盲目的热心,或以善良意图为口实而设计出来的事,并非善行。
  二、这些因遵守神之诫命而有的善行,乃是真而活信心的果实与证据:信徒藉以表示他们的感恩,坚固得救的确信,造就弟兄的德行,美饰所承认的福音,堵往敌人的口,而归荣耀与神。因为他们乃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既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就得永生生。
  三、信徒行善的能力绝不是出于自己,乃完全由于基督的灵。信徒为要达到行善的地步,在已经领受的诸般恩典之外,还需要此同一圣灵的实际影响在他们里头活动,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然而他们不可因此疏懈,以为除非受圣灵的特别感动,就无需尽任何本分;反倒应当殷勤,激发神在他们里面的恩典。
  四、那些今生在顺服上能达到最高阶段的人,所有的善行绝不能超过神所要求的,而作出比那更分外的事,因为他们在许多所应尽的本分上都有所亏欠。
  五、我们不能凭着善行从神的手中赚得赦罪,或永生,因为在善行与未来的荣耀之间有极度的不均衡,而且在我们与神之间又有无限的距离,我们既不能凭善行叫神得益处,又不能补偿我们以往的罪债;我们尽力而为,我们只不过是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乃是无用的仆人;因为凡是善良的行为都是出于神的灵:凡是我们所作的,都有玷污搀杂许多软弱和不完全,所以经不起神严格的审判。
  六、然而,信徒的人格既藉基督蒙悦纳,他们的善行也在他里面蒙悦纳。这并不是说,他们今生在神眼中毫无暇疵,无可指摘:乃是说,因为神在他儿子里看那些善行,这些善行虽有许多弱点和不完全,但出于至诚,他就喜欢接纳并加以报答。
  七、未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的本身来说,虽然是神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神的话所行的,没有荣耀神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神领受恩典的资格。然而他们若忽视善行便更为有罪,不讨神的喜悦。
  
  第十七章  论圣徒的坚守
  
  一、凡神在他爱子里收纳,并用他的灵有效地召选而成为圣洁的人,虽不能完全,也不能至终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反要保守这地位,一直到底,永远得救。
  二、圣徒的这种坚守到底,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乃在乎从父神白白而不变之爱所流出之拣选预旨的不变性;也在乎耶稣的功德和代求的效力;由于圣灵的同在和神的种子在他们里面,并由于恩典之约的本质。从此也生出耐久的确实性与无谬性。
  三、然而圣徒由于撒但和世界的试探,在他们心中仍存的败坏优势,并忽视他们坚守的方法,可能陷于大罪之中,并一时在其中继续。因此触犯神的怒气,令圣灵担忧,剥夺了所受的恩慈和安慰,使心变为顽固,良心爱伤,损害并毁谤他人,自取今生的审判。
  
  第十八章  论恩惠和得救的确信
  
  一、伪善者以及其他未重生的人,虽可凭虚伪的盼望和肉体的自负,以为自己是在神的爱顾和得救的状态中而自欺;这种希望终必落空,但那真相信主耶稣,诚实爱他,以无愧的良心竭力在神面前行事的人,今生可以确实知道他们是处于蒙恩的地位上,并且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喜,这盼望永不致叫他们羞愧。
  二、这种确信,并非以可错谬的希望为根基之空幻推测的与盖然性的确信,乃是以救恩诸般应许的真理,所应许之诸般恩惠的内证,和那赐儿子名分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见证为根基之无谬信仰的确信。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三、此无谬的确信并非属于信仰的本质,所以真信徒在获得此确信之前,要长久的等待,经过许多困苦奋斗;然而,真信徒由于圣灵得知神所白白赐给他的事,他可不用特殊的启示,正当使用通常的手段,便可得到此确信。所以信徒都当分外殷勤,使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因此他的心便在圣灵的平安与喜乐中,在爱神与感谢神上,并在顺服之义务的能力与喜乐上逐渐增长,这些都是此确信的果实。此确信不致令人倾于放荡。
  四、真信徒对于自己得敕的确信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动摇、减少、或间断,如因忽略而未能保守:或因坠入损害良心而使圣灵担忧的某些特殊罪恶中,或因突如其来的试探,或神收回他笑脸的光照,甚至让敬畏神的人行走在黑暗中,而无亮光;但他们并非完全缺乏神在他们心中所赐的生命之种子与信仰的生命,爱基督和爱弟兄的心,内心诚实和尽本分的良心。从这些事,由于圣灵的工作,此确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恢复,同时藉着这一切,他们不致完全绝望。
  
  第十九章  论神的律法
  
  一、神给亚当一个律法作行为之约,神藉此约来束缚他和他的后裔,来亲自、完全、切实并永远顺服他;遵守此约予以生命的应许,破坏此约予以死亡的威吓;神又赐给亚当遵守此律法的能力与成就力。
  二、此律在亚当堕落之后,仍为完全之义的准则,并如此成为神在西乃山所颁布又刻于两块石版上的十诫;头四诫是我们对神当尽的本分,其余六诫是我们对人的本分。
  三、除此律(通常称为道德律)之外,神喜欢把礼仪律赐给尚为幼稚教会的以色列民,其中有些象征的仪式:一方面是关龄礼拜的,预表基督和他的恩惠、行为、苦难和恩益;一方面是提示种种道德义务的训令。这些礼仪律在今日新约时代都废止了。
  四、神把以色列民当作一个政治体,所以又赐给他们种种的司法律。这些司法律都随着以色列国同归于尽,这些司法律除了一般公正的要求以外,现今不再有任何约束。
  五、道德律永远约束世上一切的人,称义的和其余的人,命令他们遵守。这并不只是为了律法的内容,也是为了颁布此律法者,创造主宰神的权威。基督在福音中并未废掉这义务,反更坚固之。
  六、真信徒虽不在为工作(行为)之约的律法下得称为义或被定罪:可是这律法对于他们或别人都大有用处。即律法乃生活的规律,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和他们的义务,指示、约束他们照着去行。又因令他们发现他们的本性、内心和生活上有罪的败坏,当他们按律法检查自己的时候,就越发知道罪,为罪而谦卑,以致憎恶罪,同时更明确认识自己需要基督和他完全的顺服。照样,律法对于重生的人去防止腐败,禁止罪恶上也是有用的。又因律法的威吓,就指出他们的罪所应得的,虽然得免律法所威吓的咒诅,但因罪的缘故在今生要受苦。照样,律法的应许也指示他们,神喜悦人的顺服并遵行律法所得的祝福,不是因行工作之约的律法而得,所以人行善弃恶,是因律法勉励他行此弃彼,这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
  七、上述律法的用处也并不与福音的恩典背道而驰,乃与之巧妙融和。基督的灵制服人的意志,并赐以能力,使他甘心乐意行神的旨意,即在律法中所启示要行的那些事。
  
  第廿章 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一、基督为福音时代的信徒所获得的自由乃是免去罪的刑罚、神的忿怒以及道德律的咒诅;又使他们脱离这现今邪恶的世界、撒但的捆绑、罪恶的辖制、苦难的残害、死亡的毒钩、坟墓的胜利、并永远的定罪;又使他们自由接近神、顺服神,并非出于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出于儿子爱父的心,甘心乐意的顺服。这一切对于律法时代的信徒也有共同的权利;但在新约时代,基督徒的自由是更加扩大了,因他们已脱离服从犹太教礼仪的轭,更坦然无惧地接近施恩宝座,与神自由之灵有交通,这交通比律法时代的信徒平时所参与的更丰满。
  二、惟独神是良心的主,在信仰或崇拜上凡与圣经相反,或在圣经以外属乎人的教训与命令,就是卖掉良心的真自由:若勉强人不加理解的相信,又要求人绝对的、盲从的顺服,这就是毁灭良心的自由和理性。
  三、凡以基督徒自由为口实而犯罪的人,或心中怀着恶欲,就是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目的;这目的就是,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一生在主面前坦然无惧地以圣洁和公义服事他。
  四、因为神并未企图破坏他所制定的权柄,和基督所获得的自由,乃是互相维持,彼此保守;所以凡以基督徒自由为口实的人,若反抗国家或教会任何合法的权柄,或其合法的执行,就是反抗神的命令。人所发表的意见,或支持的行为若违反天性,或有关信仰、崇拜、行为等既知的基督教原则,或反抗敬畏神之人的权柄,或如此等之错谬见解与行为,或在本质上,或在公义以及保持的方法上,对于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外部安全与次序有妨碍的意见与行为开发,均可受教会的谴责并经由国家执政者的权柄,合法地予以制裁。
  
  第廿一章 论基督教的礼拜和安息日
  
  一、人之本性指示一位在万有之上的主宰,又有至上的主权,本为善,又向万人行善的神,因此人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敬畏、爱慕、赞美、求告、信靠、事奉他。但敬拜真神,蒙他悦纳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所设立的,又受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之限制,我们不可按人的想像和私见,撒但的提议,或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神。
  二、惟独为父、子、圣灵的神当受宗教的敬拜,天使、圣徒,或任何其他受造物都不当受敬拜。人类堕落后的敬拜并不是没有中保的,也不是凭着任何其他别的仲裁,乃惟独以基督为中保。
  三、感谢的祈祷既为宗教礼拜的主要部分,所以神吩咐万人祈祷,为求祈祷蒙垂听,就必得奉圣子的名,凭圣灵的帮助,遭神的旨意,以悟性、谦卑、热心、信心、和恒心去求;出声祈祷时,就当用人所明白的言语。
  四、当为合理的事祈祷,并为现存的,或将要生存的各等人祈祷;但不可为死人祈祷,也不可为那些明知犯必死之罪的人祈祷。
  五、以虔诚敬畏之心来朗读圣经;纯正的讲道,以理解、信心、和敬虔来正当听神的话而顺服神,心被恩感歌唱诗篇。正当执行或按理领受基督所设立的圣礼,均为一般敬拜神的部分;此外,如宗教的宣誓、誓愿、严肃的禁食,以及特殊时节的感恩等,都当按时期与季节,以圣洁和敬虔的方式举行。
  六、宗教礼拜中的祈祷以及其他任何部分,现今在福音时代,既不限于任何地域或任何方向,亦不因地域与方向而蒙悦纳;乃要随地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每日在个人家中,独自在隐密处;且更加严肃地在公共聚会中敬拜神。当神以其圣言或护理召聚公共聚会时,就不可漠不关心或故意忽略或放弃。
  七、按一般规定来说,为敬拜神而取出一适当分配的时间这件事,乃属自然之理;所以神在圣经中以积极的、道德的、和永久命令,特别指定七日中的一日为安息,吩咐各世各代的万人向他遵守此日为圣日。这圣日从世界之始到基督复活之前为一周的末一日,自从基督复活之后,这日改为一周的头一日,这在圣经中称为主日,而且要继续下去,此为基督教的安息日,直到世界之末。
  八、所以当向主守此安息日为圣,人人要适当准备自己的心,事先整顿日常用务,非但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言谈、思想、属世的职务和消遣,保守圣洁的安息;也要用全部时间举行公私礼拜,并履行必须的与怜悯的义务。
  
  第廿二章  论合法的宣誓和许愿
  
  一、合法的宣誓乃是宗教礼拜的一部分,在正当场合的时候,宣誓者严肃地呼求神为他所宣述、所应许的作见证;并按照他所宣誓的真伪来施行判断。
  二、人只当用神的名来宣誓,并当存完全圣洁与敬畏的心来使用。因此,人若用那荣耀可敬畏的名虚伪地或轻率地宣誓,或用别的名宣誓,都是有罪的、可憎恶的。然而,在旧新约圣经中,有关重大事件的宣誓是为神的话语所认可的;有关此类事件若有合法权威的命令,需要宣誓,就当遵行。
  三、凡宣誓者要正当考虑此严肃行为的重大性,而且只当宣述内心所十分确信为真实的事。除了那善良而正当的事,而且自己相信为善良而正当的事,又能而且决心去行的事以外,人不当以宣誓来约束自己。然而关于善良而正当的事,若拒绝合法的权威所命令的宣誓,乃是罪。
  四、宣誓当用浅显易明的通常话语,不可用双关字句或心理保留(在心中另外保留某种意思与所言者相违)。宣誓并不负有犯罪的义务,但在不使人犯罪的事上,纵使令宣誓者受亏损,也必得履行;就是对异端者或不信派宣了誓,也不可废弃。
  五、许愿与带应许的宣誓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当用类似的宗教敬虔的态度来许愿,而且要以同样的诚实来履行。
  六、除了对神以外,人不可对任何受造之物许愿。为了许愿被接纳,就当从信仰与义务的良心发出,对所蒙受的怜悯心存感谢,或为求的已经得着而感谢;藉此自己必须尽的本分,或对其他的事,在适当的范围与期间内,应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
  七、人不可宣誓去行圣经所禁止的事,或妨碍圣经所吩咐的本分,或自己的能力所不能行的,或神未应许给能力而去实行的事。从这几点看来,罗马天主教修道者誓愿一辈子过独身生活,自愿贫困,或修道者的服从,都离高度的完全相去甚远,以致成为迷信与犯罪的陷阶,基督徒绝不可自陷其中。
  
  第廿三章  论民事长官
  
  一、为全世界至高的主宰与君王的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人类的公益任命了民事长官,使他们在神以下,在百姓以上;为了这个目的,神以刀剑的势力装备他们,用以拥护和奖励善人,处罚行恶者。
  二、基督徒被召执行民事长官的职务时,接受并执行此职,乃属正当之事,当执行职务时,应照各国家健全的法律来维持敬虔、正义与和平:所以为了这个目的,现今在新约之下,他们可以为了正当与不得已的理由从事合法的战争。
  三、民事长官不可擅自讲道并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或干涉有关信仰的事。然而他却有权,也是他的本分去保持教会内的一致与和平,维持神真理的纯正无缺,禁止亵渎和异端,防止或改革在礼拜与教规中所有的腐败和滥用,并正当地规定、执行和遵守所有的宗教仪式。为了更生实效的目的,他有权召集教会会议,出席会议,并规定在会议中所处理的一切事,乃为合乎神的旨意。
  四、为民事长官祈祷,尊敬他们的人格,给他们纳税或缴交其他费用,服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为良心的缘故服从他们的权威,乃是人民的义务。不信神或具有不同宗教的长官,并不因此使他正当而合法的权威失效,也不能使人民不顺从他:教会人员亦当顺从;教皇无权统治他们,或管辖他们的百姓。更不能判定他们为异端者,或任何其他藉口来剥夺他们的领土或生命。
  
  第廿四章  论结婚与离婚
  
  一、结婚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若男人同时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女人有一个以上的丈夫,都不合法。
  二、婚姻制度的设置乃为夫妻的互助,按正道生儿养女,繁殖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并防止污秽不洁。
  三、凡能用自己的判断而表同意的各等人部可以结婚。但基督徒的本分是只当在主里面结婚。所以承认真正改革派宗教的人,不应与不信派,天主教徒,或其他拜偶像的人结婚。敬虔的人不可藉着与那些在生活上罪恶昭彰,或持守可诅异端的人结婚,而同负一轭。
  四、不可在神言所禁止的血族或姻族的亲等内结婚,此等乱伦的婚娶不能因人为的律法,或双方的同意就成为夫妇同居的合法婚姻。若鳏寡要嫁,男人不可娶其妻之至近的亲属,女人亦不可嫁其夫至亲近的亲属,正如男女不可要嫁自己至近的亲属一样。
  五、婚约之后所犯的通奸或淫行,如在结婚之前被发见,清白者的一方乃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一方可以提出离婚,并于离婚之后,视犯罪者一方如同已死,与他人结婚乃认为
  合法。
  六、人的败坏虽然有利于辩护的倾向,想用不正当的手段,把神在婚姻上所配合的分开,但除了奸淫或教会与民事长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以外,没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离婚当遵照有秩序的手续公开进行,当事者不可随己意私自离开。
  
  第廿五章  论教会
  
  一、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二、有形的教会在福音时代(在律法时代仅限于一个民族)也是大公的、普世的,为凡承认真实宗教者,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构成。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家族,在此以外是没有得救常例的可能性。
  三、基督为了召开并成全在今世生活的圣徒,直到世界之末,就把牧职、圣言以及神的典章赐给这大公和有形的教会。按照他的应许,藉着自己的临在和圣灵,为达成目的而使之生效。
  四、此大公教会有时比较显明,有时比较不显明。作此教会肢体的各个教会的纯正程度之差异,乃是根据其所教导并接纳之福音要理,所执行的仪式,并所守的公共礼拜的纯正程度之多寡而定。
  五、天下最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混杂和错谬。有些教会简直不是基督的教会,腐败到成为撒但的会堂的程度:虽然如此,在地上总有按神旨意敬拜他的教会。
  六、教会除主耶稣基督以外无元首。不拘怎样说,罗马教会的教皇并非教会的元首,乃是那敌基督者、那大罪人、和灭亡之子,那在教会中高抬自己,抵挡基督,和一切称为神的。
  
  第廿六章  论圣徒相通
  
  一、凡藉基督的灵,又藉着信与元首耶稣基督联合的众圣徒,就在基督的恩惠、受苦、死亡、复活以及荣耀上彼此有交通,又为助成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之互相益处而履行公私的义务。
  二、在信仰的承认上为圣徒的,就当在敬拜的事上维持一圣洁的团契与交通,又当举行其他属灵的聚会,为求得共同的造就;又当按各人所能和所需,在物质的事上彼此帮助。这种圣徒相通,要按照神赐的机会达于各处一切称呼主耶稣之名的人。
  三、圣徒与基督所有的这种交通绝不是分享基督的神性,或在任何一方面与他平等,若如此主张乃为不虔或亵渎。圣徒间彼此相通并不侵狙各人对自己所有物持有的权利或所有权。
  
  第廿七章  论圣礼
  
  一、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标记与印证,由神直接所设立,为要表征基督和他的恩惠,并坚持我们在他里面的关切;又在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设立一可见的区分;并且按照神的话,在基督里严肃地服事神。
  二、在每一圣礼中,在标记与表征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言圣礼上的联合;因此一圣礼的名称与劝效可归其他圣礼使用。
  三、在正当执行的圣礼中所表示的恩典,并非由于圣礼的本身所给与的任何效力,亦非在乎执行圣礼者的虔诚或存心,乃在乎圣灵的工作,和设立圣礼的话语,在此话语中含有吩咐人使用圣礼的命令,又给那配领受圣礼者得福益的应许。
  四、我们的主基督在福音中只设立了两个圣礼,即洗礼和主餐;二者除正式受封立的牧师执行外,任何人不得执行。
  五、旧约的圣礼关于属灵之事所表征的,与新约的圣礼在本质上相同。
  
  第廿八章  论洗礼
  
  一、洗礼乃耶稣基督所制定的新约圣礼,非但为严肃承认受洗者的加入有形教会,且亦对他表明并印证恩约,与基督联合、重生、赦罪,藉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奉献给神,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此圣礼乃基督亲自指定,应在教会中继续,直到世界的末了。
  二、在此圣礼中所用的外部物质为水,正式蒙召的福音使者,当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受洗者施洗。
  三、在受洗者头上浇水或洒水就是正当地施行洗礼,无须将受洗者浸入水中。
  四、非但实际承认相信并顺服基督者当受洗,而且相信之父母的一方或双方的婴孩,也当受洗。
  五、轻视或忽略洗礼,虽为大罪,但恩典与救恩和洗礼并无不可分之关系,以致人不受洗就不能重生得救,或凡受洗者无疑都重生了。
  六、洗礼的效果并不系于洗礼执行的瞬间;然而,若正当使用此礼,圣灵非但将所应许的恩典提供给他们,而且也按着神自己美意的计划,在他指定的时间,向所应领受此恩典的人(不拘老幼)实际显明之并授予之。
  七、洗礼对任何人只执行一次。
  
  第廿九章  论主的晚餐
  
  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制定了他的血与体的圣礼,称之为主的晚餐,在教会中遵守,直到世界之末,为的是永远记念他自己牺牲之死,保证真信徒在其中所应得的一切恩益,并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更进一步对主尽应尽的本分。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的一种联系和保证。
  二、在此圣礼中并非基督被献给父神,亦非为活人死人的赦罪而献上现实的牺牲,只是记念主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也是以赞美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所以天主教所称之弥撒祭,是极其可憎地有损于基督仅一次的献祭,就是为选民的众罪所献独一的挽回祭。
  三、在此圣礼中,主耶稣派定教牧者向会众宣告他的制度之言,祈祷、祝福、饼与酒,于是分别为圣,以后拿起饼来擘开,拿起怀来(他们自己领受),将二者分给领圣餐者,但不可分给未出席者。
  四、个人弥撒,就是单独从神甫和任何人所领受的圣礼,或拒绝信徒领受主杯;崇拜饼酒,或将之举起,捧持游行令人崇拜,或为任何宗教用途的藉口而将圣品保存,都与此圣礼的本质,并基督的制定相背。
  五、根据基督所定的用途,被正当圣别的此圣礼中的外部物质(饼与酒),有时是真实的,但可是只能在典礼方面来说,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有如此的联属,以致这圣品被称为所表明基督的身体和血;虽然如此,在本质与性质的关系上来说,这些圣品真只是饼和酒,正如从前一样。
  六、主张饼与酒的本质,经过神甫的圣别或他种方法,而变为基督之体与血的本质(所谓化体说)的教义,不但不合圣经,而且违反常识和理性;颠覆圣礼的特质,又造成各种迷信与粗野的偶像的原因。
  七、配领圣餐者,在此圣礼中外部参与有形之物时,也是在里面凭信心,不是凭血肉之体,乃是真实地、属灵地、领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以他为粮,和他受死的一切恩益。基督的体和血虽非具体地在饼酒之内,或与之同在,或在其下;然而在灵性方面来说,在此圣礼中,对信者的信仰实在是同在的,正如饼与酒对信徒外部的感官一样。
  无知与邪恶之人虽然领受此礼之饼与酒,但不能领受该物质所表明的;由于他们不合理领受主餐,反而干犯主的身体和血,就定自己的罪。因此凡无知与不敬虔之人,既因他们不适宜与主相交,所以他们就不配来赴主的筵席,若他们仍然如此,他们就大大获罪于基督,因此他们不能领受圣餐,或被准许领受。
  
  第卅章  论教会的惩戒
  
  一、为教会之王与元首的主耶稣已将教会行政权交于教会职员之手,但他们与民事长官不同。
  二、天国的钥匙既交给这些职员,因此他们有留下罪或赦免罪的权柄,本着神的道和惩戒,对不悔改的人,关闭天国:又按情形之所需,藉宣传福音和撤除惩戒,向悔改的罪人开放天国。
  三、教会为了矫正或获得犯罪的弟兄,阻止其他弟兄犯同样的罪,除去那足以感染全团的酵;拥护基督的尊荣和福音神圣的承认;避免神的震怒(如他们容忍恶誉昭彰和刚愎的犯罪者来亵渎神的圣约,和此约的印证,此忿怒正可临到教会),必须实行惩戒。
  四、为了更圆满地达成以上的目的,教会职员应当按着犯罪的性质和犯罪者的罪状,予以劝戒,一时停止圣餐,并除教。
  
  第卅一章  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
  
  一、为了教会有更好的治理与进步的造就,应当有通常所谓之总会或会议的聚集。
  二、执政者为了磋商并劝告有关宗教问题,可以有权召开教职者(牧师)及其他适当人员的会议;若执政者公然与教会为敌,基督的教职者便可凭着自己的职权,或他们与代表各教会的适当人员,在此种会议中会合。
  三、教义争论,良心问题,为公共崇拜与教会行政的良好秩序之规则与指示的制定,受理有关恶政(处理不当)的控诉及其具有权威性的决定等行政权,皆属教会会议。此种命令与决定,如果合乎圣经,应当尊敬顺从,并非仅因其合乎圣经,且亦因其按神的命令在圣经中断制定的权威。
  四、使徒时代以后所有的教会会议,不拘是世界性的会议,或地方性的会议,都有错谬的可能,而且许多会议已经有了错谬。所以不可拿这些会议所规定的,当作信仰与行为的准则,只可用为帮助信仰与生活。
  五、教会总会和会议,除了有关教会的事务以外,不可处理或决定任何事。不可干涉有关一般社会的国政,若遇有非常的事,可以谦恭地向政府请愿;或在政府官长所要求的情形下,为满足良心,可向政府提出忠告。
  
  第卅二章  论人死后的状态和死人复活
  
  一、人的身体死后归土,而见朽坏。但灵魂(既不死,又不睡眠)却永存不灭,所以立刻归返赐灵的神。义人的灵魂,既在那时在圣洁上得以安全,就被接入高天,在荣光中得见神面,在那里等候身体的完全得赎。恶人的灵魂要被抛在地狱里,留在痛苦与完全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审判。除此两处以外,圣经并未言及灵魂离开身体,别有所归。
  二、在末日还活着的人不死,却要改变;凡死了的人都必复活,带着原来的身体,性质虽异,但不是别的,这身体与灵魂再度结合,直到永远。
  三、恶人的身体,将因基督的权能,复活受辱;义人的身体,将因基督的灵复活得荣,与基督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
  
  第卅三章  论最后的审判
  
  一、神已经定了日子,藉耶稣基督——父神已将一切审判的权柄交给他—凭公义审判世界。在那日,非但堕落的天使要受审判,就是凡活在世上的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为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有所陈述,按肉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二、神指定此日的目的,是为在选民永远的救恩上,彰显神怜悯(恩惠)的荣耀,又在邪恶悖逆的遗弃者的处罚上,彰显神公义的荣耀。那时义人必入永生,领受从主而来之喜乐与愉快的丰满;但那不认识神、不顺从耶稣基督的恶人,必被仍到永远的痛苦中,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受永远灭亡的刑罚。
  三、基督既为了阻止众人犯罪,又使敬虔之人在苦难中多得安慰,就令我们确信将来必有审判之日:所以他不叫人知道那日子,为的是叫人可以摆脱一切属肉体的安全,时常儆醒,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辰主要来;就叫他们预备说:主耶稣阿,我愿你快来。阿们。

《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第五讲:加尔文主义与艺术


亚伯拉罕.凯帕尔 1898 王兆丰译 2004

 
在这一讲里,我要来谈的是加尔文主义与艺术。眼下艺术是一种时尚,但我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出于此原因。今天,人们对艺术的崇尚已经疯狂到了屈膝敬拜的地步。这与加尔文主义所提倡的严肃生活没有什么合谐性可言。加尔文主义所提倡的,不是在画室里用素描铅笔和雕刻刀具,而是以断头台上和战场上宝贵鲜血所完成的。我们不应被当代日益增长的艺术之爱蒙住了双眼,而应该对此热情进行冷静而认真的查验。

今天,这种对艺术的热情说明了一个事实:艺术已经不再是属于少数人所爱好的阳春白雪,它不仅在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市场,有时也屈尊地在社会底层,在平民百姓里占有一席之地。你也可以这样来看:这是一种以高雅的魅力来表达生活的民主化过程,虽然真正富有才华的艺术家可能会抱怨说,绝大多数的艺术爱好者不过是在钢琴上乱弹,在画布上涂鸦;然而那种与艺术特权有份的兴奋感觉实在迷人,以致于人们宁可被艺术家嘲笑,也不愿放弃普及艺术教育。无论你的作品多么蹩脚,只要能让它摆上艺术祭坛就好。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文明成就的象征。在这一切之中,所表达的乃是人们视觉上、听觉上的娱乐享受要求,其中最典型的要数音乐和戏剧。

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许多人追求这种享受的方式不那么高尚,不那么洁净;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看到,这也将人引向追求较高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为了低级的感官满足而已。特别是在我们的大都市里,剧院经理们的确向人们提供了一流的娱乐节目。同时,各国间日益增加的交流使得许许多多的人都能负担得起一张欣赏一流歌唱家、演员精湛表演的入场卷。公正地说,针对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对人心所带来的萎缩退化威胁,人心会自然地寻求对抗手段来阻止这种枯萎。要是没有艺术的直觉,那么金钱的统治和毫无结果的理智就会使人的感情生活降到冰点。缺乏来自宗教的圣洁益处,人心的神秘主义就沉醉于艺术之中。虽然我没有忘记,真正的艺术天才寻求的是高度的个人风格,而不是随波逐流,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缺乏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只好沉湎在昔日的艺术余辉里。是啊,尽管我承认,今天不敬不虔的大众对艺术的崇敬必然导致艺术的堕落;但依我看,哪怕是最缺乏判断力的艺术狂热也站得远远高于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也比在巴克斯、维那斯(译注:古希腊酒神、女神)这些假神面前屈膝要好些。在当今这个冷漠无情、只讲实用、缺乏信仰的时代,这种对艺术的献身热情让人们的心灵保持一种较高的渴望。否则,人们的心灵大概早就象上一个世纪中叶那样死了过去。因此,你可以看出我并没有低估目前的艺术、美学运动。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把此艺术热潮置于哪怕是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同等的地位,更不用说把它推崇备至了。但假若我乞求人们对加尔文主义也象对此新艺术运动那样地投以热情的话,那么我就是在做我们应该反对的事了。因此,当我指出加尔文主义在艺术范畴内的重要性时,我一点儿也不会借用艺术世俗化的方式,而是将我的目光定睛在加尔文主义最美丽最崇高的永恒意义上,把艺术视为神赐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之一。

当然,每一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会跌倒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上:在人们的眼里,不但加尔文本人缺乏艺术细胞,那在荷兰犯了捣毁圣像之“罪”的加尔文主义也既不具备发展艺术的能力,又没有产生过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这种强烈的偏见稍微说上几句。勿庸置否,马丁·路德的艺术修养要比约翰·加尔文高明。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你难道会因为苏格拉底自夸他那个大鼻子可以让他呼吸畅通这种毫无美感可言的声明就否认古希腊的艺术桂冠吗?基督教会三大支柱约翰、彼得、保罗的写作里哪一个字违背了艺术生命的真谛?是的,当我们存一颗敬畏之心来问:四部基督福音书里有没有哪一次是在提倡艺术追求,或寻求视、听享受?当你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回答说:“不会、没有”的时候,你难道还有权来否认基督教已经对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无价的贡献了吗?假如你的确承认这些,那么你还会仅仅因为加尔文本人不具备艺术天赋这一点而来指责加尔文主义吗?当你对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们捣毁圣像一事评头论足的时候,你难道忘了在第八世纪美丽的希腊艺术气氛中,教皇利奥三世曾煽动起一股猛烈的毁灭圣像之风,你是否会因此而否认那美仑美兑的拜占廷艺术?你是否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明?那么请看伊斯兰教的历史吧。我们知道穆罕默德在他的可兰经里,比第八世纪的利奥和十六世纪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们更激烈地反对偶像,这难道就可以作为否认富丽堂皇的爱尔汗布拉宫、阿尔卡萨城堡作为建筑艺术的珍品的一条理由吗?

我们必须记得,艺术天性普遍存在于全人类之中。但它与各国、各族的传统、气候以及当地的历史发展有关,其发展也因地因人而异。假如你们允许我这样来表达的话,谁会扔下气候宜人、风景美丽的地中海国家不去,而跑到冰岛去调查艺术发展史?南欧的艺术发展远远胜过北欧,这个事实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大惊小怪的呢?当历史告诉我们,加尔文主义最广泛地被北欧人民接受时,我们难道就可以因这些国家的气候比较寒冷,风景不如南欧国家那么优美来作为遣责加尔文主义的理由吗?




加尔文主义因着选择以心灵和诚实而不是神职人员的财富来敬拜神,已经被罗马天主教嘲笑为缺乏艺术品味。加尔文主义认为女孩子去给艺术家做模特有损于人格,视跳芭蕾舞为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这种道德严肃性与那些认为只要是为了艺术女神的原故,人可以牺牲一切的肉欲主义形成了直接的冲突。然而,上述这一切所论到的,只是艺术在生活中的位置和范畴,并未能触及艺术本身。

为了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来观察一下加尔文主义与艺术的关系,让我们来从以下的三点上作一个调查:

为什么加尔文主义不允许发展起一个自己的艺术形态

加尔文主义的原则会使艺术的本质生出什么样的效果

加尔文主义对艺术发展的真正贡献

假如加尔文主义曾经创造出一种自己的建筑风格,那么可能就万事大吉了。既然雅典人以巴特农殿自豪,罗马人因万神庙骄傲,拜占廷有圣索菲亚,科隆有大教堂,凡帝冈有圣彼得大教堂,那么加尔文主义也就应该有惊人的建筑杰作来容纳其全部的理想。它没有这么做就足以证明艺术上的赤贫。当然啦,人们认为加尔文主义也曾试图想要在艺术上有一番惊人之举,但被判断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这一定是它那僵硬古板所致。当人文主义者们在赞美古希腊的经典艺术,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廷教堂和罗马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余,加尔文主义被视为站在那里,面对缺乏丰富全面生活的起诉茫然不知所措。

下面,我就要来反驳这种完全不公正的指控。我认为,正是加尔文主义那种更高的原则本身不允许它去发展自己的建筑风格。因为,论到艺术,就离不开建筑,无论是古典艺术还是所谓的基督教艺术,艺术绝对的、包含一切的产物就体现在建筑里。艺术的各种不同形式最终都被运用在圣殿、教堂、清正寺和庙宇的建筑上。世界上很少有哪一种艺术形式不是源于某种敬拜,不是想要通过宏伟的结构来表达其理念的。艺术的这种强大的驱动力本身是高尚的,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是宗教。宗教热情犹如一座金矿,她为各种最大胆的构思提供财富与后盾。当她在这种神圣范畴之内将其种种理念付诸实践时,不仅是艺术爱好者,连整个国家都会拜倒在她脚下。神圣敬拜把各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联合于一体。并且,与这种永恒理念联系起来之后,艺术内部就产生了统一性,其创作概念也随之被圣洁化。

这就解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宫殿或剧院对艺术的发展起过何种作用,作为敬拜场所的庙宇圣殿永远是特定艺术的代表作,也是蕴育此艺术创作的摇篮。艺术型态往往与敬拜方式相一致。

倘若敬拜因着与艺术结合而受启发,假如由敬拜所产生的艺术灵感不是一种中间阶段而是原本欲获得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就必须不违地承认,加尔文主义只好自叹弗如,甘拜下风。但假如我们能够来证明宗教与艺术的这种结盟代表的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宗教的一种较低级状态,那么很显然,上述这种对特殊建筑风格的要求恰恰说明了加尔文主义应该受到更高的推崇。现在就让我来对此进行阐述。

首先,唯有在较低级的阶段,神圣敬拜美学的发展能够将宗教带到理想的高度。这种一统的宗教在王子与祭司的权威之下被强加于整个国家。巴特农殿、罗马万神庙、圣索菲亚、圣彼得大教堂的花岗岩上、大理石上所铭刻的就是最好的见证。于是任何灵性上的不同表达都溶入了一种象征性敬拜的模式之中。在政府和神职人员的掌管之下,人民大众在这种统一之中就有能力支付庞大的开支来完成宏伟壮丽、精雕细凿的教堂、寺庙等建筑工程。然而,随着各国的逐渐发展,随着民众的统一被不同的个体特性所分裂,宗教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象征性转变为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生活,从所有的神职与政权的监护之下独立出来,成熟起来。

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属灵发展就逐渐地走向更高的程度。促成这种发展的。不是那将整个国家和宗教置于王子的信仰之下的路德宗主义,而是具有深刻的信仰自由概念的加尔文主义。在每一个加尔文主义出现的国家里,此概念造成了生活的多样化,打破了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中止了司铎神职制。结果,它摈弃了象征形式的敬拜,拒绝了把信仰观念渗入到壮观的建筑物中去的艺术要求。

那种借口说象征形式在旧约以色列也曾占有一席之地的反对意见非但不能削弱我的论点,反而有助于我的论点。新约岂不是教导我们说,旧约时代所施行的是影儿,当预言实现时“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在以色列我们看到的是在祭司领导之下的国教。到了所罗门时代象征性地溶入壮丽辉煌的圣殿之中。此象征性的形式为神所用直到基督来,预言说时候已到,人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应当以心灵与诚实敬拜。根据这一预言,你在新约使徒书信里找不到丝毫与艺术,与象征符号有关的东西。亚伦在地上那可见的大祭司地位让位给了天上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可见的大祭司。纯洁的心灵冲破了象征的云雾。

我的第二个论据是,加尔文主义的这种立场完全符合宗教与艺术之间更高的关系。这里,我要来引一下黑格尔和哈特曼(译注:两者都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话。他俩都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不会对加尔文主义有偏心。

黑格尔说,艺术在其发展的低级阶段,赋予还处在注重情感的宗教以最高的表达形式,并且最终会以同样的方式帮助宗教脱去那些多愁善感的羽毛;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处于低级阶段的宗教来说,唯有美学上的敬拜才能释放人的灵性,但是,我们的结论是,美的艺术并非是宗教的最高自由。

对此,哈特曼更是强调说,原始敬拜看上去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处于低级阶段的宗教仍然倾向于以美学形式来为自己松绑。在此阶段中,所有形式的艺术,不仅是音乐、绘画、雕刻和建筑,就是连舞蹈模仿和戏剧都是为宗教服务的。宗教灵性越是成熟,就越会挣脱艺术的束缚。因为艺术永远都不具备表达宗教之精髓的能力。在这种历史发展中,当宗教完全成熟时,必然会戒绝来自艺术的刺激,不愿沉醉于这种虚假的情感之中,为的是要全神贯注到纯宗教那有活力的情感上去。

黑格尔和哈特曼在这一根本性的概念上是对的。宗教与艺术都有各自的生活范围。初看上去,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很难加以区别,因为它们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随着发展与成熟,这两者就必然要分离。你很难区分一对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站在你面前,你可以从他们的体形,性格和特有的表达方式上区分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因此,当宗教与艺术达到其最高阶段时,就会要求各自的独立。起初缠绕在一起的两株,看上去犹如同出一体,这时就能看出它们原来都有各自的根源。从亚伦到基督,从比撒列和亚何里伯到使徒们(译注:前两者为旧约中修造会幕的技工,见出埃及记361)就是如此。同理,十六世纪时,加尔文主义达到了比罗马天主教更高的阶段,因此,加尔文主义既不能够,也不允许从其信仰原则去发展自己的艺术形态。这样做会滑落回到信仰生活的低级层次,它不仅不会这样做,反过来更会去把神圣敬拜从情感的形式下释放出来,去鼓励充满活力的属灵敬拜。当时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人类的动脉里,信仰造成了强劲的脉搏。今天,我们的加尔文主义教会被视为冷漠而又拘泥于形式,人们又渴望重新引入象征性的形式。与宗教改革先烈们的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信仰的脉搏实在是微弱。对此一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是有责任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决不是去走回头路。软弱无力的信仰生活需要的是祷告求圣灵大大做工。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身体功能尚未损坏的人,决不会因年迈而回到自己儿时所玩的把戏中去。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我还想来回答另一种反对意见。有人或许会问一个真正有生命的独立体系,哪怕它是个与宗教信仰完全无关的世俗体系,是否也应该有其独特的艺术型态呢?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矛头所指,是在质问说,假如加尔文主义真的在美学上有什么重要性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对艺术实践给出一个方向,来向世人证明它自己。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意义。首先,它认为一个艺术型态是可以与信仰无关的;其次,它要求加尔文主义创造出这样一种纯世俗的、独特的艺术型态。对此,我的回答是:在艺术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一种与宗教信仰无关的、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型态。请注意,这里我所说的艺术型态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而是指一种全面的,对所有的艺术具有根本影响力的艺术型态。从一定的角度说,罗马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虽然缺乏宗教信仰的动力,但却也在各种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论到建筑,罗马式的拱顶(即:古罗马的园顶式建筑风格)和拜占廷艺术所表达的不是信仰,是政治理念。园形拱顶代表的是世界权势。我们不得不承认,文艺复兴的动力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民间,来自社会生活。关于文艺复兴,我们会在这一讲的后面详细讨论,我先来谈一下罗马艺术型态。首先,它沿袭的是希腊艺术的衣钵,其本身很难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豪的东西。再者,当时的罗马帝国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其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人们开始向奥古期塔大帝烧香献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教合一时代。

既使我们不看历史,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与宗教无关的包罗万象的、全面的艺术型态呢?一个民族中要产生这种艺术型态就要求在这个民族的思想、感情生活中必须有一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并且,此动机又必然由上至下地影响整个民族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理性思想不能产生出一种民族艺术来,但理性并不等于艺术。黑格尔理性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与艺术本质相连的。我们的理性思想、理性道德、宗教信仰和美学艺术都有各自的范畴。它们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因果的关系。它们是我们存在的神秘之源向外部世界表达自己情感、冲动与兴奋的最主要的四个分叉。虽然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比与理性思想和伦理道德近得多,但艺术是从我们生活本身延伸出来的一个独立枝干,而不是枝干上的一个分枝。我们若问理性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美学艺术如何才有可能统一起来的话,那么,唯有源于那位无限者,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身上才能产生出这种统一性;除非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是不可能具有统一性的;每一个哲学体系都试图寻索关于无限的问题。我们的里面若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体系,那么我们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一致性;除非有一位具有无限能力的预先命定,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道德体系存在。

同样,若没有从那位无限者那里流出的激发艺术构想的永恒之美,艺术也就成为无水之源;若不是此无限者在我们里面的特殊之工,那么包罗万象的,全面的艺术型态也就无从谈起。

正因为只有宗教信仰而不是理性、道德或艺术才在我们的自觉意识里具有与那永恒者产生交流的特权,因此那种说一个世俗的、全面的艺术型态可以独立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观点是荒唐的。

当我们理解了艺术不是一种点缀,不是生活中的娱乐,而是我们存在中的一种最严肃的力量之后,我们就知道艺术上的不同表达形式和主要的变化与我们整个生活中的主要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整个人类存在中的这些变化是由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如此,假如我们把艺术想象成是自生自养的,是与整个人类的生命都源自于上帝这个事实没有关系的话,那么这难道不是贬低了艺术、小瞧了艺术吗?这也是为什么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没有产生出一种艺术形态。我们今天生活的十九世纪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创造出一个自己的艺术型态来,结果只落了个完全失败。倒是那些甘愿受夕日艺术杰作影响与激发而产生出来的作品,才称得上颇具魅力。

终上所述,艺术本身就否定了那种关于完整的艺术形态可以独立宗教信仰而产生的论点。既使这种论点成立,若我们要求加尔文主义也具有这种世俗的倾向,则是不可理喻的。这也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加尔文主义的原动力在于将所有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传讯到神的面前。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活体系,你怎么可以期望她会在象艺术这样伟大、重要的领域里到神之外去寻找动力、热情和激励呢?因此,那种把嘲笑加尔文主义没有自己的建筑风格作为它艺术贫乏的证据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唯有加尔文主义严格的信仰原则才创造出一种普遍的艺术型态;也正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信仰上发展到一个如此的高度,使它的原则本身就不允许以可见的、情绪化的象征符号来表达其信仰。

所以说,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加尔文主义是否产生过一个它自己的艺术型态,而是加尔文主义是如何根据自己的高标准来解释艺术本质的?换言之,在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里、生活里是否有艺术的地位?若有,艺术占什么样的地位?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是否反对艺术?按照加尔文主义的原则,一个没有艺术的世界是否失去了一个理想的范畴?这里指的是艺术的应用,而不是滥用。

任何一个范畴都有各自的界线,都应当受到尊重。越俎代庖是不合法的。只有当各种领域按其功能运作发展、彼此合作时,我们的生活才能达到更高的合谐。头脑的逻辑不应轻视心灵的感觉;对美的热爱也不可抹杀良心的声音。无论信仰有多圣洁,也绝不应超越自己的范围,免得越界,堕落成为迷信、颠狂和极端。同样,对艺术的热情若狂热到置良心于不顾的话,也必然走向其反面。因此,加尔文主义对于牺牲妇女尊严的不圣洁戏剧的坚决反对,和把每一种不道德的娱乐享受视为堕落, 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上述这些对于滥用艺术的正当遣责并不影响艺术的合法的应用。加尔文主义非但不反对合法地应用艺术,而且还加以鼓励甚至推荐。这从加尔文本人的以下的话中可以证明。当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艺术时,(犹八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创世纪421),加尔文在创世纪注解中特意提醒我们,这是圣灵的美好恩赐。他说,神赐给犹八和他的后代少有的艺术天份。他宣告说,这种艺术创造能力最好地见证了神的丰富。在“出埃及记注解”中,加尔文也强调指出,“所有的艺术都来自神,因此我们应当将此尊为神圣的创造。”根据加尔文的观点,自然生活中这些宝贵的东西都源于圣灵的恩赐。所有的艺术型式都应该赞美、荣耀神的名。他说,艺术是赐给我们作为此抑郁、沮丧人生中的安慰,是用来抵抗生活和自然在始祖犯罪召来的咒诅之下的败坏。当年他在日内瓦的同事考帕教授曾站出来坚决反对艺术。加尔文有意地采取了措施,为的是要纠正这种愚蠢行为,使他回到正常的理智和感情上来。加尔文说,对于那种以十诫中的第二条作为理由,盲目反对雕塑的偏见,简直都不值得一驳 (注:十六世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除去了教堂内的一切雕象、画象,但教会的敬拜里首次加入了会众的唱诗)。他极力赞扬音乐,认为音乐具有感动人心、纯化道德的奇妙力量。是神赐给我们生活和娱乐的一切恩典中最高的一种。既使当艺术被仅仅作为大众娱乐的工具时,加尔文坚持认为,我们也不应加以禁止。从他的这些观点里我们可以看出,加尔文很重视艺术。他从艺术所产生的一切效果中得出结论,认为艺术是神的恩赐,更具体一点说,是圣灵的恩赐。他完全了解艺术对人感情生活中所产生的深刻作用。他懂得人之所以蒙艺术的秉赋,是为了叫我们荣耀神的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享高尚的生活,饮纯洁的愉乐。是的,连普通的体育运动也不例外。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艺术绝不是照抄自然,艺术向人揭示一个比这个充满罪行与邪恶的世界让我们看到的更高的现实。

假如这些仅仅是加尔文个人的解释,那么他的见证当然就不能对加尔文主义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当我们知道加尔文本人并不具备艺术秉赋之后,那么我们就得出结论说,他的上述美学思想一定是来自他的其它原则。因此,他对加尔文主义的审美观的确是卓有贡献的。现在,我们可以从上述加尔文关于艺术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比这个充满罪恶世界让我们看到的更高的现实这个结论,直接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之关键所在。前面已说过,我们的问题是关于艺术应当模仿自然呢还是超出自然。在古希腊,人们把葡萄画得逼真得连鸟儿都上当,想要来啄着吃。对于苏格拉底学派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境界。事实上太多太多的时候,理想主义者忘了,自然所表达出来的各种形状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也永远是一切真实存在的形状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若不观察自然的形状与运动,不倾听自然各种声音,只是凭主观臆想,那么艺术就下降成为作者幻想的任意发挥。另一方面,艺术的理想解释绝不应该是纯粹地单凭经验与观察,因为经验与观察把(艺术)限制在了模仿之中。这种错误不仅艺术家经常在犯,当科学家把自己的任务仅限于观察、计算和准确地报告事实时,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就如科学必须从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上升到调查研究这些现象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人在获得了这种科学知识后,可以繁殖出比自然的动物、花卉和水果等更好的品种。艺术也绝不是单单观察一切可见可闻的东西,加以领会并艺术地重现它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自然形状中找到美的规律,并且因着这种认识可以创造出一个超越自然美的美丽世界。这正是加尔文观点,即:艺术展现的是神所赐的、要我们管理的礼物。但令人伤心的是,罪的后果使那真正美丽的东西已经离开了我们。你对于艺术的观点取决于你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假如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绝对美善的体现,那么艺术的最高目标和境界就是照抄自然。假如象泛神主义者所以为的,这个世界是从不完美渐渐发展成完美的,那么艺术就成了预告未来生活的先知。但是,假如你承认这个世界曾一度是美丽的,因人犯罪的咒诅而失去了原来的美,并且将来这个世界要过去,进入到它完全荣耀的状况,甚至超过当初乐园的美丽,那么艺术就有一个神秘的任务,要以她的作品来提醒我们,美的已经失去,完美的将会来临,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观点。它比罗马天主教更清楚地认识到罪的败坏影响,从而让我们更懂得人堕落之前乐园里的美。这也让加尔文主义可以预见将来在天上荣耀里,自然界也会得赎成为完美的新天新地。从这一立场出发,加尔文主义视艺术为圣灵所赐的礼物,作为我们今生的安慰,使我们透过这个充满罪的今生能看到一个更丰盛更荣耀的背景。站在这个一度曾是美的奇妙的被造世界的废虚上,艺术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既指出了那原始蓝图依稀可辨的轮廓,又指向那位超然艺术家、建筑大师有一天将要重新修复,比当初创世之美更美的新天地。

因此,假如在这一关键之点上,加尔文个人的解释与加尔文主义的立场完全吻合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考查下面一点:假如神的全权仍然是也永远是加尔文主义不改变的起始点,那么艺术就不可能出于那恶者。因为撒旦不具备任何创造能力,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滥用、毁坏神的礼物。艺术也不能源于人。作为一个被造者,人所能做的是应用神所赐给他的能力与秉赋。假若神仍然是全权的,那么艺术的魅力就不可能超出那位超然艺术大师在当初以他的话创造世界之前所预定了的美丽。并且,假如神一直是全权的话,那么他凭自己的意志将艺术赐给他所想要赐的人。先是赐给该隐的后代而不是亚伯的后代。并不是因为艺术是属于该隐的,而是让那因犯罪而与最大的礼物无份的人,正如加尔文优美地指出的,在最小的礼物——艺术上可以来见证神的丰富。在我们人的天性里之所以有艺术能力、艺术秉赋不是别的,乃是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唯有神才具有创造能力,他也一直是一位满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是唯一的创造者,我们都只是他形象的领受者。我们之所以有创造性是因为他是创造者,是因为他已经创造了万有。因此我们才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模仿神的亲手创造之工。在宏伟的建筑物里,我们创造了一个宇宙;在典雅的雕塑上,我们美化了自然的形状;在美丽的绘画里,我们以线条与色彩再现了生命;我们又将语言难以表达的溶入了音乐与诗歌之中。所有这一切的美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想象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观概念,而是客观存在本身是出于神圣完美者之手。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神看都是甚好。想象一下吧,哪怕全世界每一对眼睛都闭上,每一双耳朵都关掉,美依然存在,神能看见、听见。不仅是因着他那永恒的大能,也是他的神性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感知了包括灵性也包括实体在内这一切的美。艺术家可能在自己身上注意到这点。假如他认识到他的艺术创作能力取决于他的艺术眼光,那么他就必定会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最初的那双艺术眼光是在神自己身上,他的艺术创造能力是最全面的,艺术家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成。这,我们从围绕我们的被造世界,从笼罩我们的苍穹,从大自然的富饶,从人体和动物身上优美的形状,从溪流的奔流和夜莺的歌唱中就可以知道。原因很简单,假如那位创造者若没有在他自己里面预先知道这一切之美,没有从他自己的神圣完美中创造出来,这一切之美怎么可能存在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神的全权和我们按他的形象被造这个事实必然会使人高瞻远瞩地得出对艺术之源头、属性和功能的解释。这,不但为加尔文所采用,也可以被我们自己的艺术直觉所证明。除了神以外,声音的世界、形体的世界、色彩的世界和诗情画意都不可能有任何其它出处。作为神形象的领受者,能够感知,能够艺术地再现,能够享受这个美丽的世界,的确是我们人的特权。

下面我来谈一下第三点。我们已经知道,缺少自己的艺术型态非但不是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理由,相反更说明了加尔文主义(比其它体系)所达到的更高阶段。接着我们又讨论了基于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我们能够对艺术的本质得出多么非凡的解释。下面,我们就来看加尔文主义是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卓越地鼓励、促进艺术发展的。

这里,我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上来:正是加尔文主义通过将艺术从教会的监护之下释放出来,第一次承认了艺术重要性。我不否认文艺复兴也具有同样的倾向。但文艺复兴被一边倒的外邦异教热情所污染。加尔文则坚定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比其他任何一位改教家都更尖锐地反对每一种外邦异教的影响。然而,为了对这件事作出充分的解释和公允的判断,我们应该来回顾一下教会的历史。基督教最初出现在希腊罗马世界。当时的社会虽然道德上已经完全堕落,但却仍然具有高度的文明和灿烂的艺术。因此,从原则上出发,基督教不得不与当时占主宰地位且过份夸张的艺术对垒,从而可以将其外邦主义通过它那美丽动人的最后挣扎而带来的影响斩断。只要与外邦主义之间的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性质,基督教就必定与艺术为敌,别无选择。紧接着,就是日耳曼各部落渐渐溶入罗马帝国。当时这些日耳曼地区几乎仍处于未开化状态,随着福音很快传开,权力中心渐渐从意大利转移到阿尔卑斯山的北部。到了第八世界几乎整个欧洲都在教会之下。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成了人们生活的监护人。教会变得如此强大,没有任何其它宗教或党派胆敢站出来质问她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毫无夸张地说,当时所有的进步都完全依靠教会。若没有教会的保护,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无法发展。从那时开始的基督教艺术其最大的热情就是要来表达属灵的东西,因而最少地运用形状、色彩与色调。这时候,艺术创作不是来自自然,而是被天上的事情所激发。格列高利圣咏的音乐就受此限制,绘画和雕塑表达的都是创世的题材,成了天主教堂内的不朽作品。然而,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终究要结束。聪明的监护人会睁只眼闭只眼;紧抓大权不放的,最终必引来反抗。当北欧的学校产生出第一届毕业生时,罗马教廷仍然固执地用她的绝对权杖指挥一切,掌管一切。于是欧洲大地上就产生四个伟大的运动:艺术界的文艺复兴,政治上意大利的共和运动,科学上的人文主义运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改革运动。

毫无疑问,这四个运动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还有原则上的冲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脱离教会的监护,按他们自己的原则创造出一种新生活来。

因此,十六世纪这四股力量常常联合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对处处受监护的生活已经厌倦,一旦尝到了自由发展的甜头后,更要想方设法地去争取;而那老监护人又想强制性地抓牢大权,于是这四股力量就自然会彼此鼓励、进行抗争,不获胜利决不罢休。若不是这个联盟的不懈努力,教会的监护非但会继续控制整个欧洲,也会比以前管得更严酷。其间,这种反抗也曾一度被镇压下去。也正是因为这个联盟的合作,他们的大胆行动获得了胜利。这些偕手并肩征战的人们促成了艺术、科学、政治和宗教信仰的成熟,也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是否能得出结论说,加尔文主义解放了宗教信仰,但为艺术赢得自由的荣誉只属于文艺复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文艺复兴的确对此胜利果实有其一份贡献,尤其是她所创造出来的那些艺术杰作刺激了艺术的发展。艺术天才(假如我可以如此称呼的话)是神自己设立在希腊人中间的。如果说艺术能够宣告她的独立存在的话,那么她就应该为希腊的艺术天才们发现美术的基本规律与法则一事而欢欣鼓舞。但这一点本身是不可能使艺术获得解放的,因为当时的教会根本就不反对古典艺术。相反,教会很欢迎文艺复兴,基督教艺术毫不犹豫地利用文艺复兴的最佳成果装备她自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布拉曼特(译注:建筑师、画家,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建筑风格的代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译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公认的艺术三巨头)使得罗马天主教的各大教堂成为艺术宝库。他们的作品可谓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因此教会与艺术间的这种老关系仍然一直在继续下去,这种关系也为艺术提供了永久性的经济资助。

艺术的真正解放需要更大的力量,教会必须被逼回到她自己的属灵范围去。这样,艺术才能从单纯宗教的圈子来到社会上。在教会里,信仰也应该脱下她的象征性外袍,升华到更高的属灵水平,好使那赐人生命的活力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前面提到过的哈特曼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

“真正属灵的信仰一方面从艺术家手中夺去宗教艺术;但另一方面又将整个世界交在他手里,好叫全世界都因着信仰的原故而充满活力。”

这是马丁·路德所盼望的纯洁信仰。但加尔文主义第一次将它付诸实践。在加尔文主义的推动下,我们的父辈们脱离了外面闪着光芒的罗马天主教以及她那巨大财富。当时的艺术也被此财富所紧紧捆绑。人文主义虽然对教会的那种压制和不自然的状态曾反抗过,但从未期望过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一个剧变。以拉斯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译注:以拉斯马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将拉丁文新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对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起过很大影响与作用,但他自己最后却回到了罗马天主教的怀抱)单有一个批评的眼光或态度是不可能取得宗教自由的,胜利只属于那些站在宗教发展的更高水平上,不愿守着象征性宗教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是加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属灵驱动力赢来了胜利;是加尔文主义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努力才结束了教会对人们生活的不公正监护,这当然也包括艺术在内。与此同时,我也同意,假如加尔文主义没能对人类生活和艺术有一个更深的解释,那么这一胜利不过是纯属偶然罢了。十九世纪意大利获得自由的时候,韦尔多人也见到了自由的曙光。但发起此次运动的意大利民主解放领袖加里波第连想都没有想到过韦尔多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加尔文主义在争取人类自由的时候,正好也砍断了艺术的捆绑,这不过是由于它行事原则所产生的结果,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因此,我必须来告诉你们第二个因素,这也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前几讲里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加尔文主义“普通恩典”教义的重要性。在艺术这一讲里,我当然也要谈到普通恩典。罗马天主教认为,凡事都要加盖上一个信仰的大印,于是真正的基督教艺术就只能出于信徒之手。与此相反,加尔文主义教导我们,所有的艺术天赋都是神任意地赐给信的和不信的人的。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艺术的恩赐在神圣的圈子之外更为硕果累累。正如加尔文所说,“这些神圣之光的幅射,在不信的人们中间比在神的百姓之中照得更加明亮。”这当然与我们所以为的秩序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假如你把艺术的高尚享受只与重生联系起来,那么这一恩赐也就只属于基督徒,也就必定带有教会的特征。这样艺术就成了特殊恩典的果子。但历史和经验让你看到,艺术是一种自然秉赋,因而属于普通恩典,与罪的问题无关。因此,艺术可以激发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基督教国家或外邦社会。这完全取决于神的全权,随他的美意而赐。这不仅适用于艺术,也适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从早年以色列和其它国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到。在圣洁的事上,以色列是唯一被神所拣选的国家。不仅比其它国家更蒙祝福,在信仰上也唯有她有真理。所有其它国家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也都伏在假神的轭下,无一例外。基督不是又属于以色列又属于其它民族,他单单出于以色列,救恩从犹太人而出。但你若从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如明光照耀一般这个角度再来看以色列在艺术、科学、政治、商业贸易上的发展,并拿它们和周围国家比一比的话,你就看它到正好成反比。建圣殿从外邦之国请来户兰。所罗门满有神那里来的智慧,他不仅知道以色列在建筑上比较落后,需要外部的帮助,并且作为犹太国王,他以自己的行动向人民表明,他毫不以此为羞耻,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自然的安排。

所以,加尔文主义在圣经和历史的基础上认识到并公开承认,当圣所关上门后,所有不信的民族都站在外面,与此无份。然而在他们的世俗历史上,他们被神所召,连他们本身的存在都是万事万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人类生活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包括了血亲相传,都含有对各种情况的适应,也都有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在以色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接受神的启示,以色列因信仰的原故被拣选,但决不意味着希腊人就没有在哲学上、在艺术上受拣选,也不是说罗马人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贡献不同样是神的拣选。艺术生命包括了当时的发展和以后的逐渐展开。但为了保证其更有活力的成长,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清楚的自我意识,使它理想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基础可以体现出来。艺术的这种现象只在起初出现一次,并且这一启示一旦赐给了希腊人,就成为经典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尽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艺术会寻求新的形式和更好的材料,但其最初的本质仍然不变,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能够也必定要公开承认,因着神的恩典,希腊是艺术的起源国,希腊的古典艺术发展使得艺术赢得了她的独立存在,尽管艺术也应该在信仰上作出贡献,但却不需要被嫁接到教会这棵树上去。因此,作为重新发现其艺术根基,文艺复兴在加尔文主义的眼里并不是件罪恶的勾当,而是神所命定的运动。所以,加尔文主义对文艺复兴的鼓励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清洁的良心和清楚的目的,是基于加尔文主义最深刻的原则。

所以,加尔文主义鼓励艺术解放不是因为反对罗马教廷的等级制度而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正相反,加尔文主义要求艺术的解放,也必定在自己的范围内去努力争取。这是它世界观和生活观的必然结论,这个世界在人堕落之后,并不单单是一个迷失了的星球,她的继续存在仅仅是为了教会的需要;人类也决不是一大群毫无目的的云云众生,只是为了生出被拣选的人来。正相反,今天的世界和起初的世界一样,是神伟大之工的舞台,人类仍然是神的亲手创造之工。在神的拯救工作之外,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在地上,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类正经历一个伟大的过程,为的是荣耀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这为了这一目的,神命定了人类生活的多种多样、各个方面。艺术就在其中占有一个独立的位置。艺术能够揭示科学、政治、宗教信仰甚至启示都不能揭示的创造之工。她象一棵树,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花。这并不否认外界暂时的帮助。早年,教会的确很好地帮助过她,但加尔文主义的原则要求这棵地上的树渐渐地长大、独立,并向各个方面伸展她的枝子。因此,加尔文主义认为,既然是希腊人第一个发现这棵艺术之树的生长规律,他们就有权对这棵树的继续成长负责。但这决不意味着艺术应该留在希腊,也不是对她的外邦形式不闻不问,就象科学一样,艺术不能停留在原处,她必须不断发展,变为更丰富。同时又渐渐脱离早期混合在她身上的那些不纯洁的东西。艺术生命与发展的规律一旦被发现,就必须除去一切束缚,使其恢复自然的状态。

加尔文没有将艺术、科学和宗教信仰疏远开来、孤立起来。正相反,他所盼望的就是这三股至关重要的力量渗透全人类的生活。科学必须不停地向前发展直到完全弄清楚整个宇宙物质世界;基督教信仰必须渗透影响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同样艺术也决不能忽略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信仰在内。

最后,我就以艺术的广泛延伸这个话题上来介绍加尔文主义是如何在真实的意义上促进艺术发展的。

《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第四讲:加尔文主义与科学

亚伯拉罕.凯帕尔 1898 王兆丰译 2003

在这一讲里,请允许我把诸位的注意力引到加尔文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上来。当然,在这短短的一讲里,我们是不可能以这么大的题目作面面俱到的讨论的。我只想谈四点,请各位认真地思考。

加尔文主义鼓励、促进了对科学的热爱

加尔文主义恢复了科学应有的位置

加尔文主义使科学从不自然的束缚中争脱出来

加尔文主义是如何寻找并找到不可避免的科学冲突之答案的

首先,在加尔文主义里蕴藏着一种对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一个倾向和一种鼓励。加尔文主义促进了科学发展是一个事实,加尔文主义本身的原则就要求科学精神,在我们进行深入讨论加尔文主义对科学所起的鼓励作用之前,加尔文主义在历史上的光荣一页可以先来作证。加尔文主义历史的这一页,或者让我们说人类历史上在我看来具有无可比拟之美的这一页,就是三百多年前的莱顿城之围(注:荷兰西部城市Leyden)。围城的是西班牙将军阿尔瓦(注:曾率罗马天主教军队在葡萄牙、荷兰等国血腥镇压抗罗宗人民),守城的是威廉王子,此役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最后阿尔瓦将军被迫撒退,沉默的威廉终于将自由的大旗挥向全欧洲。当时,莱顿城的守卫几乎完全靠城里的人民,他们与当时号称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对阵,被困三个月后,粮食消耗贻尽,城里发生了恐怖的饥荒。看上去必遭毁灭的市民们靠狗和老鼠充饥。接着又遭黑死病的瘟疫,几乎三分之一的人被夺去生命。此时围城的西班牙军队提出讲和并愿意饶恕那些濒死的人们。但莱顿人民没有忘记敌人在那丹和哈勒姆(注:荷兰的另外两座城市)的背信弃义,他们勇敢、骄傲地回答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哪怕就是吃自己的左臂,也会用右臂来保卫我们的妻儿,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信仰,暴君啊,你休想得逞!他们坚守了下来,耐心地等待奥林治王子的军队前来解围,但是……,奥林治王子在等候神。莱顿城附近的运河、渠道都被打开,城外几乎被水包围,但由于风向不对,援军的舰队因水太浅无法接近。神让他的子民在痛苦中受试炼。十月一日,风终于转向西刮,围城的西班牙军队在涌来的潮水前面怆惶逃跑。十月三日,援军的舰队到达莱顿港口。荷兰得救了,欧洲得救了。城里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几乎是拖着自己的身子,全体来到他们的祷告之殿,跪在神面前,献上感谢。当他们试着想要唱起诗篇时,已经虚弱的发不出声音,人们听到的只有一片感恩的哭泣声。

看哪,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这用血写成的一页历史。但你或许会问,这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是答案:荷兰政府为了纪念莱顿人民的爱国勇气,对莱顿进行了奖励,不是骑士军功章,不是金、银也不是荣誉,而是建立一所科学之家——即:今日驰名于世的莱顿大学。德国历来以其一流的科学为骄傲,然而就象尼尔布(注: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样有名的人也作证说:“莱顿大学学术委员会是最值得纪念的科学之殿。”这里,一流的学者济济一堂,当年法国的著名古典文学家斯卡杰利和另一位科学家萨尔马歇斯甚至都是用军队护送,来到莱顿大学任职的。我何必再一一列举莱顿大学里那些举世闻名的科学王子、学术伟人和他们的辉煌业绩呢,或者告诉你莱顿对科学的一片赤诚之心怎样传遍了荷兰全国呢。你们当然知道利浦希(著名历史学家),汉姆斯特霍桢(著名哲学家)和波尔哈夫(著名物理学家)的大名。你们也一定知道荷兰发明了望远镜、显微镜和温度表等科学仪器,使实验科学成为可能。

加尔文主义的荷兰热爱科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无疑是莱顿大学的建立。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英雄主义气概扭转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接受缔造一所科学大学的最高荣誉这件事,只有在这样的人民中才有可能发生,即:热爱科学就是他们生活原则的一部分。

下面,我就来谈一谈此种原则本身。单单知道事实还不够,我必须向你们证明,为什么说加尔文主义坚定不移地鼓励对科学的热爱,当我指出下面的理由时,你对我刚才的这个声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教义,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就是当年培养科学的动力。为了防止误解,让我先来解释一下这里我所说的“科学”一词的定义。

我说“科学”时,是指整个人类科学,而不仅仅是你们平时所说的科学,或法国人所说的“科学原理”。我特别要予以否定的是,把实验科学本身作为完美的科学,既使是使用最清晰的显微镜或最高倍的望远镜,也不过是加强了眼睛的观察能力而已。当你对特殊现象进行观察,进行实验,找出一个普遍的规律,从而形成一种解释事物运作的概念,这一过程就成为科学,专科科学就是以此方式开始的。但既使是在科学研究的这种过程中,人的思想也不会全都默然认同。不同学科的科学必须加以组识,服从于以理论或假设所建立起来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原则之下,最后才能形成一整套体系。犹如一位科学女皇将不同学科的结果安排、组识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知道,很多人的确想用雷蒙德的那个流行之词“无知”来说明,从最高的意义上说,人类对科学的渴求欲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不可知论则在生命的奥秘前面拉上了一块帘子,他们满足于不求甚解。最近,人们对这种思想上的涂鸦行为开始进行报复。有关生命的起源,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终极去向的问题是不可能被压制下去的。进化论所假设的前因后果与神的话为敌,转眼之间已经占领各个领域,尤其是在自然主义者中间,这就说明我们都需要有统一的观点。

现在,我们怎么来证明,正是加尔文主义所相信的,神对万事的预定才确保我们对科学的热爱呢?科学,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就是要寻找一个对宇宙的统一认知概念。假如你想要理解这点,你必须从预定论再进一步地来看神的旨意。这决非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正相反,你必须这么做。相信预定论不是别的,就是从神的预旨来看你个人的生活,或者你也可以这样来看,即:人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正是全能神的预定旨意在你自己存在中的实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口头上承认一声而已,而是以今生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以对来生的盼望来证明我们所信的。这是我们对神旨意的统一性,对神运作的确定性,所表示的信念上坚定不移的、诚实的证明。这是一种极富勇气的行为,因为它证明你的不可动摇的思想、意识与观念。你若要来查看什么是神的预旨的话,除了下面这样一种确定性之外,神的预旨还会意味着什么呢?此确定性就是,包括整个宇宙在内的万有的存在、运作,不是被机会、偶然的命运所摆布,而是万事按规律与秩序运作,被一种不可更改的旨意所掌管,按此旨意的计划而行,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不例外。你难道不同意,这种在我们思想上所形成的,一个不可摧毁的全面、综合的统一性的概念,所接受的一个关于掌管万事的原则,是何等强而有力吗?它强而有力地叫我们承认那种普遍的,不可见的,然而又在特殊事物上表明出来的东西。是啊,它强而有力地叫我们承认,统管万有的是稳定性与有序性。从而你认识到,这个宇宙不是一堆石头,胡乱堆积在一起而成。相反,它是一幢按极其何谐的设计而建成的纪念大厦。你若弃决这个观点,那么,任何时刻,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不确定的,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是你自己,是你的家庭,你的国家,还是整个世界,无一例外。否则,人的任意的决定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可以选择以某种方式行事。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他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而行。假如事情真的如此,那么就不存在相互关联,不会有发展,不会有连续性,不会有记录,当然就更不会有历史了。现在,请你告诉我,在这样情况下哪来的科学呢?你或许可以说自然科学是这样,但人文科学是不清楚的、不确定的。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历史上就只有赤裸裸的事实,事情的相互关联,计划在历史中就不再有地位,历史也就死了。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来讨论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展的越深入,在加尔文主义所相信的神预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与阿米念主义宁可要相信的事情的表面性和任意性这两个对立面之间,就越一致性支持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在现代哲学家所形成的各种体系里,也都几乎一致地支持统一性与稳定性。巴克尔(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他那本《英国文明史》中已经成功地证明,人类生活中有着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的规律性。

龙勃罗梭(注:意大利犯罪学家,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和他手下的整套犯罪学家班子,在这一点上也都认同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那最新的遗传与变异定律的假设,已经被所有的进化论者们接受,被认为是控制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共同信条”。尽管我在这里没有批评这些哲学思想或自然主义假设;但至少在他们的系统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当代的整个科学发展都以这样一个观点为前提,即:这个宇宙并不是偶然、机遇的捉弄对象,而是在一个原则下,以稳定的秩序,按照一个既定的计划而存在、发展。这种宣告与阿米念主义截然相反,而与加尔文主义的信念相一致。在加尔文主义的信念里,神的超然旨意是万事存在的原因,万事也遵照既定的规律,朝着早已制定的目标运行。加尔文主义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概念,说神在宇宙中的预定只是他的一些旨意松松散散的总和。加尔文主义者一直坚持,整个被造世界和历史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视神的旨意,是一切自然律的源头与基础。同样地,他视神的旨意为一种道德律与属灵律的坚固基础。自然律与属灵律两者都靠神的命令而立,神的旨意也通过此两类的规律使他永恒的计划得以最终的实现。

对包括个人在内的万事的这种统一性、稳定性和秩序都出自神的旨意在宇宙间的预定,这种信心就不能不使人大声地呼吁,热情地鼓励对科学的热爱。没有对这种统一性、稳定性与良好秩序的坚信,科学就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唯有当人对这个宇宙的有机联系有信心,科学才能够从对特殊现象的实验、考察走向普通,从普通走向控制现象的定理,从定理又走向掌管这一切的原则。数据对于科学是极其重要的,但唯有在上述的前提下,数据才真正有意义。请记住,当年加尔文主义在生活中为自己清扫出一条路来的时候,半皮拉纠主义已经将此对统一性、稳定性与秩序的信念搞得如此地模糊不清,以致连阿奎那(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伟大神学家)也失去他的影响力,而司格托主义,神秘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注:伊壁鸠鲁为古希腊哲学家)争先恐后地剥夺人类头脑的思维能力。谁都承认,驱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新生的加尔文主义,它有力地将秩序从混乱中带了出来,把那极其危险的属灵放纵置于原则之下,制止了在各种不同思想之间的摇摆,让我们在忽上忽下的迷雾之中看清了一幅画面,即:一股强大的巨流从山上冲下,通过完全有规律的河道冲向迎接它的海洋。加尔文主义在忠实地坚持神预定旨意的信念上经历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考验,一次一次地面临遭毁灭的边缘。加尔文主义因其信念而遭辱骂、被污蔑。加尔文主义拒绝把我们的罪排除在神的计划之外,不然的话,世界的秩序与进程就又会被搞得支离破碎,而反对者们公开指责我们,说我们把神看作了罪的作者。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加尔文主义者决不允许嘲笑与奚落夺走自己的信念,此信念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必定是在神所建立起来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秩序之下。正是此信念,才使加尔文主义对统一性的深刻理解,扎实的知识和世界观的一致性成为需要,这对于我们大家,包括普通人民在内都不例外。这种需要,唤起了对知识的渴求,而当年这种渴求唯有在加尔文主义国家里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年的那些著作中你会读到如此坚定的决心,如此充满活力的思想和对生活如此深刻的认识。我甚至还要说,在贵妇人的回忆里,在平民百姓的书信里,都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活、对世界的统一认识,这种统一性就是烙在他们本身存在上的印记。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他们对所谓意志至上这种观念毫不看重。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用以规范自己的是清洁的良心,此清洁的良心对幽默与幻想,对一时冲动与机会偶然都无动于衷,它唯顺服于最高的原则之下。在此他们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他们也被此最高原则分别为圣。

下面,我要来谈第二点:加尔文主义恢复了科学的位置。

天文学研究的确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的。到了中世纪,科学消失了,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引向来生。加尔文主义在不失去属灵眼光的同时,使科学得以复兴。假如我们不得不在具有美丽的天文科学,然而对永恒之事却瞎眼的古希腊与对天文科学茫然无知,而对基督存谜一般爱慕的中世纪之间作一选择的话,毫无疑问,每一位神的孩子在他濒死之际都会感谢贝尔纳和阿奎那的膏油(注:两者都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著名神学家)而不是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注:两者均为古希腊哲学家)。一个在世寄居的圣游者,对这个世界的存亡与终极不感兴趣,但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远比世俗的希腊人要理想的榜样,后者拜的是女神维那斯、酒神巴克斯,一方面自我陶醉于英雄崇拜,另一方面又不顾人的尊严沉溺于庙妓,甚至堕落为衣冠禽兽般的同性恋。不过,请不要误会,我并非要对希腊、罗马的经典歌功颂德,也决非要想对中世纪迷雾中闪烁的天堂之光抵毁、贬低。然而,我还是坚持认为亚里斯多德一人知道的天文学知识要比所有教会先父们加在一起还多;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自然科学也比在欧洲的天主教堂和修道院里昌盛的多;重新找到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对于落后的科学研究无疑是个刺激。我也坚持认为,唯有加尔文主义,以其根本的原则,即:不断提醒我们从十字架回到创世之初,同时也承认神的普通恩典,为科学重新打开了那被公义的太阳(注:即耶稣基督)照亮了的宇宙广阔天地的大门,因为圣经见证说在基督里面藏着所有的智慧与知识。下面让我们先来讨论这里所说的加尔文主义的一般原则,然后再讨论关于神普通恩典的教义。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从本质上说是拯救性的,“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使:1630)这是历世历代以来焦虑的慕道友所问的问题,这是一句必定得到回答的问题。但在那些只知今世不知永生的人眼里是个愚拙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从道德上有机地将今生与来生联系在一起。诚然,每当两种要素同时出现,就如罪人与圣徒,暂时的与永恒的,地上的生活与天堂的生命,往往有一种危险倾向容易忽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走向一个极端。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历史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二元论的重生概念造成了自然生命与恩典生命之间的断裂,此概念已经造成过分强调天上的事而忽略了我们对神创造的世界所应有的重视;因为只爱永恒的东西,而忽视了人在地上生活的责任;因为只考虑灵魂而不顾对身体的照顾。这种一边倒的、不和谐的倾向导致了各种偏差,例如,只对基督进行神秘敬拜,或者只对创造天地的全能父神敬拜等等。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基督只被视为救主,而他的人性一方面则被忽视了。

这种二元论的观点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基督是永生之道,万事都藉着他所造,生命在他里面。保罗也见证说,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救赎之工不仅仅限于罪人得救,也及至神造的世界,使地上的,天上的万有都在基督的元首之下重新联合。基督自己在马太1928中不仅论到地上的复兴,也包括整个宇宙的复兴。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罗马819)。当约翰在拔摩岛上听到天使和被赎的歌唱,将一切荣耀、赞美与感恩都献给神时说,“你创造了天、地”。这正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先知在圣经中对将来的预言说明,将来并不仅仅只有得救灵魂的存在,而是整个宇宙的重新恢复,在新天新地里到处都有神的同在。福音的这种全面的、广泛的、宇宙的意义也被加尔文所理解。并且这不是一种逻辑论证的结果。这种理解来自于加尔文对神的无尚权威与伟大崇高的深刻体会,这也是模塑加尔文一生的原因。

诚然,我们的得救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却绝不会比神的荣耀更重要,神已经在他奇妙的创造之工里彰显了他的伟大崇高与无尚权威。宇宙万物都是神亲手所造,虽然眼下被罪所污染,将来的重建会更加荣耀;被救赎的与被重建的都是起初所造的,都是神亲手所做的奇妙之工。基督的中保职位是人最美的诗歌与天使最动听的声音所永远要称颂的。然而,此中保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父神。并且,无论基督的国度有多么壮丽辉煌,最后也顺服于父神之下。现在,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但到了那个时候,他的代祷也会停止,因为我们将要见到爱我们的父神。因此,加尔文主义摈弃了那种轻看这个世界,忽视今世的、不具有很高价值的所有被造之物的观点。这种对世上生活的重视决不是以牺牲永恒事物为代价,因为被造世界是神的亲手之工,它们具有启示神特征的价值。对此,我可以举两个事实来证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米兰市发生大瘟疫,波罗米奥大主教以感人的爱每天救济二千多濒死的人们,成为很好的见证。十六世纪瑞士的日内瓦也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加尔文做的更好,更有智慧。他不仅一直在为病人提供属灵的供养,也建立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套公共卫生措施,从而控制了疫情。

第二个例子是十七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加尔文主义传道人普朗西斯,他不仅讲道极为出色,是一位在他所生活的教会问题很有争议时代的最敬虔的牧师,同时也是当地船主和船长们最信赖的顾问。因为他在地理学上博学多识。他对地球经度、纬度的研究是在他对基督大爱的长度、宽度的寻求中所形成的。他所看到的神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神的创造之工,一是基督的救赎之工。他在这两项工作中颂赞、爱慕神的伟大崇高与无尚权威,也使他的灵魂喜乐无穷。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最出色的加尔文主义信仰告白中论到的关于我们认识神的两种方式,那就是圣经与自然。令人惊叹的是,加尔文不象其它许多神学家们那样,把自然只看作是附属品,他常把圣经比作为一副眼镜,能帮助我们看清楚那被咒诅所模糊了的,神手所写的大自然这本书里神奇妙的思想,从而完全去除了那种把从事自然工作的人说成是在白费精力、浪费光阴的观念。因此,不仅把天上圣徒们相聚作为我们仰望的目标,地上人类社会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去做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与人文主义紧密共存的原因。若人文主义者试图将今世生活来取代永恒生命,那么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都会予以坚决反对。但假如人文主义者只是满足于追求属世生活的知识,加尔文主义者就是他们的同盟。

下面我要来论述的是“普通恩典”的教义,不是从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一般原则所产生的结果来看,而是从我们败坏了的本质——罪的角度来理解此教义的应用。罪在我们面前,就象个解不破的谜。假如你从罪与神为敌,是致死的毒药,是使人永远被定罪的角度,从罪人完全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只有做恶的倾向,唯有被神重生的人心才能被改变的原则上看,那么所有不信的人,未重生的人就必然是穷凶极恶、令人厌恶的。但这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去甚远,相反,不信的人往往在许多事情上远远胜过我们。古代外邦文明的宝贵遗产传给了我们。在柏拉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笔下,人可以读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演讲家、哲学家)那高贵的口才不仅令人惊呀,甚至也会激起人的神圣感情来。假如你想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从一些公开宣称不信神之人的著作中,你也一定读到不少吸引人的、令人产生同情与钦佩的东西。非基督徒的言、行中吸引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天赋或才能所迸发出的火花,更是他们的品格、热情、献身,他们的爱与坦诚,守信与诚实所具有的美。是啊,我们不应该对此只保持沉默,你也常常希望基督徒身上能有更多这种吸引人的东西,我们中间谁没有过在“外邦人的道德品格”面前感到羞颜的时候?

因此,我们关于罪使人完全败坏的教义并非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一致,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假如我们调转头来,以这些经验为起点,那么请你记住,你的基督教信仰就无从谈起,因为你把人的本性视为好的,未堕落的;于是你的关于上面来的恩典看上去不过就是一种麻醉剂,并且还常常无效。有些人为了逃避这种窘境,一方面把非基督徒的良好品德说成是“有光彩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罪推到老亚当身上。然而你们都很清楚,这不过是缺乏诚挚的托辞而已。对此,罗马天主教曾试图找到一条出路。他们把生活分为两种不同的存在,一种是地上的生活,一种是更高层次的天上的生活,后者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根据这种理论,神为亚当同时准备了这两种生活,既给了他自然生活的本性,又赐给他超自然的起初的义。在这位聪明的亚当身上,不仅有自然生命,也有属天的生命。堕落之后,他失去了后者,却没有失去前者。他身上自然生活的人性几乎没有受损失。虽然他的人性变得软弱了点,但作为整体仍然是完整无损的。堕落之后,亚当仍然具有他一切的秉赋。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原因,说这就是为什么堕落的人常常在自然生活中很出色、很成功,因为那不过就是地上的生活。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套理论想要调和堕落的教义与我们周围现实生活之间对不上号的矛盾。整个罗马天主教就建立在这种惊人的人论基础上。

这个系统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错误是它缺乏圣经对罪的深刻概念;第二个错误是低估了自然人性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在上一讲里,我们对此举过一个罗马天主教狂欢节的例子:狂欢节上,人人都尽情享受,接下来的四旬斋期间,为了保持理想化,又来一阵子属灵生活的提升。出于同样的理由,神职人员实行非婚制度,修士们不仅转离地上的物质生活,也牺牲自己的意志,在道德上甚至胜过神职人员。这还不够,为了追求最高的完美,有的修士整天站在高柱之上苦修,有的则钻进深洞中与世隔绝整天忏悔。那种按圣洁与世俗来划分界线的思想基本上也同出一源。任何东西,若没有教会的支持与安排就被看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是不圣洁的。这种观点当然不会鼓励基督徒去从事地上事情的研究。那些坚决捍卫理想化的人,唯有属天的、定罪的事情才能吸引他们来做学习和研究。

加尔文主义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对堕落的人类道德状况的概念,加尔文主义的立场是,一方面对罪有一个最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认为堕落的人的好行为是因为神的普通恩典。按照圣经对罪的定义,加尔文主义认为假如罪不受控制地任其泛滥,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整个人类生活的完全堕落、败坏,就像大洪水之前一样。但是神对罪进行抑制,使他的亲手之工不至于完全毁灭,因为那是罪任意泛滥的必然结果。神以他的普通恩典介入个人的生活、介入人类整体的生活,也介入自然的运作,然而,此恩典并不根除罪,也与救赎和永生无关,而是起到控制罪的作用,就如人类以智慧来控制动物的野性一样。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防止野兽的伤害,或者用笼子,或者驯化。比如狗和猫最早是从野狗和野猫驯化过来的。神的普通恩典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限制人里面罪的运作,一方面击败罪的能力,一方面驯服人里面的邪恶之灵。此外也驯化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普通恩典可以使得一个未蒙重生之人的言行既可爱又充满活力,很吸引人,正如我们的家养动物一样。这里所作的当然是比喻。然而,罪的本质仍然像毒蛇一样不会改变。这点,我们也能从猫身上看到,假如你把一只猫放回到森林里去,两代之后就完全变回到野猫了。人的情况也一样,目前在艾米尼亚和古巴发生的悲剧就是一个例子。有些人读到圣巴特罗米的大屠杀(注:十六世纪法国圣巴特罗米发生的对加尔文主义抗罗宗人士的预谋大屠杀)时,把它归咎于当时的文明水平低下。不!请看十九世纪的今天,艾米尼亚的大屠杀比当时更可怕,(注:艾米尼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当地的大部分基督徒惨遭伊斯兰教徒的屠杀)。凡是读过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如何在荷兰对手无寸铁的老儒妇幼残酷行为,又听到今天古巴所发生的惨剧。(译注:读到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在希特勒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中国尤其是60~70年代的文革期间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在邪恶没有表现出来,没有直接反应出来的地方,决不是因为人性没有败坏到那个程度,而单单是因为神,因为神以他的普通恩典阻止了火焰从冒烟之处喷发出来。你若要问,在这种对邪恶的限止中怎么可能产生出吸引人的,好的东西来呢?那么我们就拿渡轮作个比喻吧:这是水中的一只船,激流可以截载着它箭一般冲向下游而遭毁坏,但若以链索牵引,同样的激流则以将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正是这么满有智慧的神,从恶中产生出善来。与此同时,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决不会对自己的罪性轻描淡写,但我们仍然赞美神、感谢神让人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里,阻止我们不致于犯下恐怖可怕的罪行。我们也感谢他将隐藏在人身上的聪明智慧开发出来,渐渐地使人类的历史得以发展,并且以同样的恩典使他的教会在世上也有立足之地。

这种教义可以使基督徒对生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在他的眼里,不仅是教会,而是整个世界都属于神,两者都是这位超然设计师与掌管者的杰作,因而都值得人去学习、研究。

一位寻求神的加尔文主义者一刻也不会让自己只限于神学思考之中,把其它学科视为低等的、只属于不信之人的东西。相反,他会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都视为在神的工作中来认识神;他清楚地知道并全力以赴去做他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教会内的还是世界上的;在大自然的奇妙之中,在人类的勤劳生产之中和在人类社会与历史之中,他对神的创造和神的普通恩典都同样爱慕。你可以看得出来,此普通恩典的教义不仅一下了除去了那种把世俗生活视为卑贱的禁令,也防止了另一种专爱从事一般科学研究的极端倾向。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正是由于神的普通恩典,才产生了、留给了我们宝贵的古西腊、古罗马哲学、艺术和正义的遗产,激发起我们对经典文明的研究,好使我们从这些瑰丽的遗产中得益处,没有普通恩典的概念,就很难看清人类历史并不是一场残酷的舞台戏,而是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前后一致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任务,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智慧使人民蒙福。学者、专家对政治科学、对经济的研究的确很有必要。不仅如此,我们的直觉都告诉我们,无论是我们周围的自然、生命还是人类的生命本身都值得认真地学习、研究。这样的研究也会使我们对整个宇宙令人惊叹的可见现象与不可见运作有更多的了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常常使人变得骄傲,使人的心远离神的话,那么正是由于普通恩典的教义才使得加尔文主义最杰出的科学家们时刻不忘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他们也感谢神让自己能够对上述的这些学问有很深的造旨。

到此为止,我已经证明了加尔文主义鼓励、促进了对科学的热爱,恢复了科学应有的位置。下面,请允许我来讨论一下加尔文主义是如何使科学获得必不可缺的自由的。自由对于科学来说,就像空气对于我们呼吸一样重要。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是完全不受制约的,是不需要遵守规律的。正相反,一条躺在地上的鱼是完全自由的,但却是要死的,要消亡的。鱼要自由的活着,就必须被水所包围,必须靠它的鳍和尾才能自由的活动。同样,每一门科学都必须与它所研究的对象紧密相关,必须严格地使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自由地遨翔。因为科学的自由并不是胡来乱搞,而是不受一切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不自然的束缚。

为了帮助我们完全理解加尔文所采取的立场,首先我们应该对中世纪大学的概念与实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时,是没有什么叫着公立大学这个概念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与你们美国早期的大学类似,在那个时代,一般认为大学是“学者的团体”,她的生死存亡与资金和师资的才能休戚相关。当时,对科学自由的侵犯不是来自政府。长久以来,人类社会只有两种统治势力:教会与政府。这是把身体与灵魂分隔开来的二元论在社会上的反映。教会就是灵魂,政府则是身体,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势力。教会生活以教皇为中心,而政治生活则是以国王为核心。历史上多次为争夺帝国皇冠与教皇的三重冠冕所发生冲突就是一种想把这两股势力统一起来的努力。文艺复兴带来了第三种力量,十三世纪末,大学的出现使得科学自成一体,在教皇与国王之间宣告她自己的独立存在。

剩下的唯一问题是,这股新生的力量是否会产生一个等级中心,成为教皇与国王之外的第三位君王。

但是,大学的民主特点本身就排除了君主制的倾向。然而那些习惯于控制一切的统治者无论是教皇还是凯撒都自然而然地会对这第三种独立势力的发展密切注视,并且想方设法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假如当时的各大学都能坚定地站立,他们就不必屈服于教皇的权势之下。然而,就如其它形式的自由竞争一样,弱小者总是想去寻找支持者,因此他们就转向了凡帝冈。这样一来,使得那些著名的大学也步其后尘。于是,所有的大学都纷纷贪婪教皇的青睐。这里我们看到了邪恶的根源,聪明的科学双手交出了他的独立特性,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宇宙的研究、思考包括了各门学科,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教会的领域。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制止了这种邪恶。首先,加尔文主义废除了教会本身的等级制度,在基督的唯一权威之下,教会形成了由长老、执事集体领导的民主管理机制。教会作为大学的属灵统治者,这一现象也就不复存在。在路德宗来说,作为统治者,王子被尊称为“第一主教”,但在加尔文主义的国家里,教会与政府被分开作为生活的两个不同范畴。在这里,颁发博士文凭既不需要听众公众的意见,也不需要教皇的批准或教会的按立,完全是科学本身的决定。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尽管大学已伏首在教皇之下获青睐,罗马天主教仍然对科学施加压力,对那些发表自己创新观点的科学家们施以骚扰、指责和迫害。教庭不仅在教会里压制正确的观点,也常常使学术界无言论自由可谈。这样,正确的东西要想在社会中推行,就不能靠谬误之间通过坦诚的辩论,而是要靠在法官面前的胜诉才能站立得住。于是,科学的自由就受到了损害,教会解决不了的科学问题就只好由法庭来判决。于是,胆小怕事的就保持沉默与顺服,而那富有勇气不肯屈服的就被砍断了翅膀,假如他执意要以试着用断翅来飞,那么他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如果有人出版太大胆的见解,他就会被视为罪犯,等待着他的是宗教裁判团和火刑架。当时的教会坚持认为,所有值得人去认识的东西早已有了答案,并且是绝对的答案,他们不知调查研究为何物。当时的教会也根本不知道那为科学所预备的巨大的任务,正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也不知道“为生活而奋斗”是科学在执行其任务时必不可少的原则。教会没有把科学的曙光看作是正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反而把它的朝霞视为对世界形成威胁的星星之火。因此,她自以为义地、责无旁贷地要去扑灭此火苗于未燃之际。

假如我们处于当时的时代,对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要谴责的是这种现象背后的理论,假如全世界都支持这种理论的话,那么新生的科学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在这件事上,加尔文主义是配得称赞的,它弃决了这种有害的立场。首先找到了普通恩典的理论,不久之后又为各国在科学迫害中遭难的人们提供了安全港。就像在其它许多事上一样,的确,加尔文主义并非马上就懂得他们所采取的这个立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废除了教会领导、干涉科学的做法,然而这个富有勇气的观点,假以时日,必定导致言论自由,使教会的工作集中在“特殊恩典”的范畴内,在她的权力范围之外,就是“普通恩典”的广泛而自由的天下。其结果,针对科学观点的刑事法律渐渐地失去了意义。这里仅举一例:当时有位叫卡帝斯的学者不得不离开罗马天主教的法国,来到加尔文主义的荷兰,获得安全。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为了使科学得以发展,必须先创造出一种对科学的需求。为此,人们的思想必须先获得解放。然而,只要教会仍然对整个社会生活管头管脚,束缚就会继续下去,因为生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将来天上积德。享受地上的东西必须要得到教会的认可。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若想要热情地投身、从事地上的事,那简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人所有的热情都应该放在永恒的事上。当时的人们没有认识到,除了盼望永远的救恩之外,基督教还有一项神圣的责任,一个伟大的任务,那就是认识、管理这个宇宙。这个新概念是由加尔文主义首先向人介绍的,它把每一种关于地上生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积德、为了准备将来天上的祝福这种概念毫不留情地连根砍断。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都清楚,天上的祝福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来自蒙神重生与圣徒坚忍到底。在此教义之下,对得救的确信取代了兜售赎罪卷的勾当(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发明的收敛钱财的方式)。加尔文主义使基督教回到当初神创造世界时所立的顺序:“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地上各样的活物”(创128)。基督徒的生活是寄居的,这一点没有变,但作为寄居的,加尔文主义者在走向我们的永恒之家的路上,在地上仍然有重要的任务。展现在人周围的是整个自然界和宇宙万物,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有着无数的工作要做。加尔文主义者在他的劳动里献上热情与能力。因为整个天地里的一切,按照神的旨意都要服从于人的管理。因此,在我的祖国,宗教改革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大发展。这种举国上下的新生活唤起了新的需要,为了征服、管理全地,就必需要有海洋学和所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因此,人民对自然科学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热情并付诸于行动。在此之前,政府、教会是不鼓励人们去从事科学的。

下面,我要来讨论最后一点。科学的解放必然导致各种不同原则的冲突,唯有加尔文主义为此冲突找到了答案,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自由的调查、研究所导致观念上的冲突。各人对生活,对世界都有不同的观念,这也是不同学派或不同思潮的结果。例如,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康德学派与里格尔学派(注:两者都是德国哲学家);法制主义者与道德学家。医学上,有顺势疗法与对抗疗法;地质上有火成论与水成论,自然科学上有达尔文主义与反达尔文主义;语言学上也有完全不同的学派;哲学上,形成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总是争论不休……。到处都有争论、冲突与争斗。这些冲突有时并不是因为各人之间的不和,而常常是严肃认真而又充满热情的。然而,这一切的冲突都可以被归纳为原则的冲突。原则上的最大冲突就是那些相信三位一体神和他的话与那些自然神论,泛神论和自然主义者之间在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上的冲突。请注意,我没有说是信仰与科学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每一门科学都是从相信开始的。信仰与科学不仅不冲突,相反,脱离科学的信仰是迷信、是假的。每一门科学在我们的内在意识上,感官运作上和思想方法上都以相信为前提。科学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特殊现象后面有隐藏着的普遍的东西。我们对生活有相信的前提,对指导我们行为的原则更是以相信为前提的。这就说明,所有对科学研究极为重要的各种原则不是来自证明,而是在我们的概念里,在意识中建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每一种相信本身都想要表达自己。要表达,就需要词汇、名称和表达方式。这些又必定是思想的结果,这些思想不仅本身之间相互关联,也与我们的环境、时间与永恒相关。我们的意识中一旦出现相信,科学和表达的需要就随之而来。所以,冲突不在于信仰与科学之间,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即:这个世界是属于正常状态呢?还是不正常状态。假如宇宙是处于一种正常状态,那么它就是在从原始状态渐渐向理想状态进化的过程。但是,假如这个宇宙目前的状态是不正常的,那么它已被打扰了,唯有重建才能达到起初的目标。在科学的范畴里,没有哪两个对立的思想、原则比上述的这两种更经渭分明了。持正常论观点的人只看自然数据,他们竭尽全力,分析、检查因、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找到一种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答案誓不罢休。他们也尊重信心,但只是在某种形式上的信心,即:必须是与人的一般意识相和谐的信心,并且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在物质上,他们否认创造论,只接受进化论——过去没有起始点,未来也一直在进化,直到消失在无穷远。他们认为,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生命的低等状态进化而来。他们坚决否认神迹,认为只有自然规律统治一切。他们否认罪,只承认道德从低等向高等的进化,如果说他们能够容忍圣经的话,那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所有不能以人的逻辑来解释的必须统统删除。假如一定要有一位基督的话,那不过就是以色列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同样,关于神,更确切地说,关于超然存在,他们所持的观点就是不可知论,那是隐藏在可见世界后面的,或者泛泛地藏在于万物之中的,人头脑所形成的概念。

另一方面,持不正常论的人,承认有微观进化,但坚信万物之初皆出于创造而不是进化,坚决反对正常论的观点。他们不可动摇地相信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因为只有人才反映了神的形象;罪毁掉了人最初的本性,人生来就有罪,因而是背逆神的。因此,他们认为神迹是修复不正常状态的唯一方法:重生是神迹,圣经是神迹,基督是神迹,是神本身降卑到我们中间来。因着不正常状态的重生,他们就不断地在三位一体神里,而不是在自然之中找到真正的正常。

因此,相互冲突的不是信仰与科学,而是两种科学体系或者说是两种科学论述,两者都有各自的信仰。发生冲突的双方也不是科学与神学,而是科学的两种绝对形成,双方都认为自己对人类的认知起主导作用,双方都以对超然个体的概念为自己一方世界观的起始点。泛神论主义,自然神主义和整个现代神学都归属于正常状态论的大旗之下。

正常状态论与不正常状态论这两个科学体系之间,不是一种相对的,可以和平共处的对立关系,双方都竭力地驳斥,完全地否认对方对于人生全部范畴内的观点与立场。无论哪一方,假如他们不如此行,那么就是对自己所相信的不诚实,不严肃,也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的最基本要求,即:思想、观念的一致性。

假如一个正常状态论者认为创造论;人按神的形象被造,堕落之罪:基督道成肉体,重生;圣经是神的启示等有一丁点儿的可能性的话,他就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人就是背弃科学之称的人;反之,一个不正常状态论者若把创造论部分地改变成进化论,不认为动物是以具有人的形象的原始型被造物,而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放弃人最初被造时是义的这一概念,竭尽其能地把重生、基督、圣经都归为出于人而不是出于神,这一切就使他成为一个两面派,一个不科学的人,不配与我们为伍。

正常状态论与不正常状态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两者的出处毫无相似之处,犹如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一样。你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方,作为一个科学的人,你必须保持一致,不仅是神学,也包括你的全人,你的世界观、生活观。

在欧洲历史上,很久以来,我们不正常状态论者的确是说了算的,我们的对手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与我们争辩,随着古老的外邦文化的衰弱,基督教世界观的兴起,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这个概念很快地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具有起初的义,并且因着罪,最初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为了使这种被破坏了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到起初的和谐,神以不正常的方式引入了重生,基督作中保和圣经。长期以来,嘲笑这些观点的人一直存在。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人采取的则是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真正以科学方式来反对公认的基督教世界观的人屈指可数。文艺复兴无疑带来了一股不信之风,人文主义激起了人们对希腊、罗马思想的热情,这是凡帝冈也感觉到的。的确,作为基督教的反对势力,正常状态论是从中世纪结束时开始的,但此后的几百年里,大部分哲学家、法学家、医生和物理学家都没有对上述的基督教直接进行挑战。直到十八世纪,反对之声采取了行动。这一转变是从新的哲学开始的。正常状态论者们第一次宣告说,基督教世界观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从怀疑开始,然后意识到自己对基督教的根本性的对立。从那时起,各种反对立场渐渐地发展成为哲学体系,它们之间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否认不正常状态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哲学思潮一旦在政界、科学界站住了脚,就立即引入了一个假设,一个无限的正常进程是他们的起始点,接着就在法律学、医学、自然科学、历史学等等范畴内开始他们的研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公众中引起了一阵突然惊恐失措。由于很多人本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这种表面看上去有点不情愿的状况很快就改变了。在短短的二十五年时间里,正常状态主义者们就征服了各个领域。唯一没有加入这种赞美“现代思想”大合唱的,是那些具有真正信仰,坚持不正常状态论立场的人。

在此第一波的巨大冲击之下,他们倾向于咒诅所有的科学,退回到神秘主义的帐篷里去。诚然,神学家们也曾试图从护救教学的角度来捍卫信仰,然而这却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就好像一个人试着要调整歪了的窗框但却不知道房子的基础已经摇摇欲坠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才华的神学家们,特别是在德国,以为只有接受这些新哲学才能维持基督教。这种哲学与神学混合产物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所谓的中间神学,它在神学上越来越糟,而在哲学上却日益发展,直到现代神学把彻底清除自己的不正常状态论神学引以为荣,把基督看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并且也是有罪的;把圣经视为充满了神话,传说和寓言的一本文学集。诗篇作者的话在他们身上完全应验:“我们不见我们的标识,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作记号”。所有的不正常记号包括基督和圣经都被连根铲除,正常状态论成了真理的唯一标准。前面我已经说过,这里再重申一下,我们对此根本不感到吃惊。一个主观地看他自己,客观地看他周围世界,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的。否则,作为一个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真诚的,因此,若我们暂且不论人在神的审判面前应负的责任,从道德角度上看,我们对他的个人立场是无可非议的,他主动离开教会也就自以为是一种勇气。

假如上述这些确实是冲突的关键所在,那么加尔文主义给我们指出的就是在此紧张冲突中不可战胜的立场,它不是忙于徒劳无济的护教学,也不是把大事化小,而是直接回到人的内心意识上去,因为每个人的科学都是源于内心意识。每个人在看待事物的不正常状态特性上不尽相同,假如事物的正常状态未被破坏,所有人的内心意识都会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些人内心,罪的意识非常强,但这在另一些人则根本无所谓。在一些人身上,因着蒙了重生,他们对信仰确有把握,明确无疑。而在另一些人,则根本无法理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些人,圣灵在他内心的见证响亮而坚定,但在另一些人则对此见证闻所未闻。因此对罪的意识,对信仰的确信和圣灵的内在见证组成了每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的内心意识。没有这三样,他就没有内心意识。对此,正常状态论者是不承认的,因此他要把他的内心意识强加给我们,并宣称说我们的内心意识必须和他们的一样。以他的观点,除此之外,别无可能。因为他若承认他的意识与我们的意识间可能真的有差别的话,那么他就会承认事物的正常状态是有破绽的。同样,我们也不会认为在他的内心可以找到我们的意识。的确,加尔文认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颗“信仰的种子”,无论人承认不承认,在心理承受巨大压力时都会使他的灵魂战兢而产生“有神的感觉”。但加尔文同时认为,信的人与不信的人内心意识不可能相互认同,相互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未蒙重生的人不可能对罪有很深的认识,不信的人是不可能对信仰有把握的。没有圣灵内在的见证,一个人是不能相信圣经的。这一切正如基督自己的教导一样“人若未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如使徒保罗所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然而,加尔文并没有让不信者以此为借口。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在自己的良心里承认,但对于事物的目前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内心意识,有两种:一种是蒙重生的,一种是未蒙重生的,两者之间不可能相同,在一种里面找不到另一种。那些没有意识到损坏的,就认同正常状态论,那些经历了损坏,经历了变化的,就在内心意识里知道了什么是不正常状态。假如一个人的内心意识是他的起始点,那么每一个科学者都会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冲突双方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任何想要促使他们和好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作为诚实的人,双方都有责任要建立起与自我意识相符合的关于宇宙的科学观念。

于是,你们马上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对于这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科学不再被轻视、被扔在一边。相反,科学对于整个宇宙和其间的万事都很重要。你的科学必须是一个整体。正常状态论者与不正常状态论者的科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在双方不可否认的自我意识上。我们所捍卫的是科学自由,我们所反对的是她那暴君般的孪生姐妹。正常状态论者试图要想伤害我们的良心,他对我们说,我们的良心必须与他的步调一致;我们所想象出的每一件事都是幻觉,因此当被定罪。换言之,正常状态论者想要与我们较量的,就是我们心里最大最圣洁的礼物——我们的清洁良心,那是我们对神的感激之情的源泉。他把我们视为比生命更为宝贵,更为确切,在神面前的良心称为是谎言。对此,我们信仰之心对神的忠诚与自毫叫我们起来反抗。我们轻看在此世界上遭轻视、遭逼迫,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来控制我们的良心。我们不会攻击正常状态论者从他自己的良心出发所建立起来的科学。但假如别人要攻击我们的良心所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因为那是我们的权力与自由。

不久前,非正常状态论者的立场、原则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里,在科学界被视为公理,那少数几位持反对立场的正常状态论者是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的。他们不是被迫害就是遭开除,最多也就是得到宽容。但眼下不同了,他们成了当道者。他们占领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职位。结果,非正常状态论者被赶了出来,不得不为自己找一片枕头的地方。从前,我们对他们颐指气使,今天这种对他人自由的侵犯之罪反过来报复我们,这也是神公义的审判。现在的问题是,那为他们赢得眼下胜利的勇气、忍耐和力量是否能在基督徒学者们身上找到并且更强更大,愿神赐给我们!你不可能,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要剥夺他人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他们出于自己的立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想抵毁你看为圣洁的东西。我们不应为自己受伤的科学良心寻找安慰,也不必以神秘的感觉或不承认来作出路。相反,我们的对手所付上的精力,所表现出来的彻底性应该激励每一位基督徒学者回到自己的思想原则上,发奋图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重新全力以赴去进行科学研究。假如我们想以这样一种念头来安慰自己,即:把科学研究都拱手交给我们的对手并无大害,假如我们只满足于救恩神学上的成功,那么我们就无疑成了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驼鸟。这就尤如人知道整栋房子已经起火,却还只躲在楼上避难一样愚拙。加尔文早就懂得这一点,他曾要求(日内瓦大学)建立基督教哲学,让每一位教授,在每一门科学里都允许对立原则的存在。你若对事物的真实情况视若无睹,你是找不到安身之处的。无论是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他们的每一个发现你都应当予以重视。当然,他们加在这些发现后面的假设,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我们不能接受,但你必须记录下每一个客观事实和数据,以与他们一样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为了实现这一切,大学必须来一场大变革,就如当初加尔文主义兴盛之时一样。

根据加尔文主义的要求,教会与政府都不应该干涉大学(这当然不是指经费上的赞助而是指行政上的干予),好使大学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成长,欣欣向荣。

(译注:最后两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