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http://www.stemi.org/ (动力季刊8/2001)
陈佐人/2000年「第一届北美信仰研讨大会」记录
怎么样为这超过20堂聚会，超过14位讲员的研讨大会做一个总结呢？这总结的意义岂不是在这世纪结束时我们在文化当中所否认的？一位英国的诗人(W.B.Yeats) 说“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世事纷崩离析, 再没有一个中心了)。到底在研讨之後，我们有什么最终的异象，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里：以赛亚书51章1至6节说到“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阿、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哪、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倚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惟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是希伯来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同时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释迦牟尼的时代，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这划时代、划纪元、跨文化的时代，只有巴勒斯坦出了希伯来的先知。他们虽然和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一样，强调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绝对价值的追寻，但只有他们提出绝对的一神论(Monotheism)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所以整个主前第八世纪伟大的希伯来先知，是犹太文化的最高峰，也就是一直延续到新约圣经一神的信仰。在这些先知之中，最伟大的就是以赛亚，他的诗句传颂千古，比美中国的李、杜。以赛亚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告诉耶路撒冷，争战的日子已过，你们要在旷野开道路，要将山岗铲平，将低洼填满，因为耶和华要来到了。以赛亚说：“看哪！上帝要呼召他的仆人，那铺张穹苍的上帝要呼召他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他会使用仆人，改变纪元。”以赛亚说，上帝的仆人就是承认在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你们虽然不认识上帝，上帝却认识你们。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要坐著为王。怎样能成为神的仆人呢？一定是那种清晨向神说：“主耶和华呀！你开通我的耳朵，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如何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这种神的仆人，一定是那个“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耶和华用膏来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俘囚的出监，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予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这伟大的诗人、先知，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紧张的年代。那时代的犹大国非强势国家，不能与其他近东帝国相较，一定是失败者。在这战祸之中，以赛亚讲出传颂千古的诗句和流传到现在的一神信仰。在那旧的未褪去，新的扑涌上来的新旧交接的“後古代”时代，每个人都觉得时代不等我们，我们是无助的。而以赛亚却表现了这跨纪元的信念，这也就是我们今日要寻求的信念。我仅以四个重点来总结：大会的课题、大会的主题、大会的重点、以及我们对大会主题的回应。
《Ⅰ》大会的课题：大会邀请14位来自英、美、新加坡、印尼、加拿大的讲员，主讲了十个专题、三个事奉典范的专讲、和四个晚堂的聚会。这些聚会可分为三种：
(1)思想文化的专题：包括东西文化和後现代哲学思想。这些专题的重点是回顾与分析。钟志邦博士在“廿一世纪与东方文化”的专题中回顾中国古老的传统。儒家和其他思想有形无形影响中国知识份子的心态。我们思想到如何在廿一世纪将临的时候，基督教信仰敢於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在“廿一世纪与西方文化”中，林慈信博士使我们看到很多被忽略、被遗忘却重要的基督教属灵遗产，特别是清教徒的文化。我们一定要重新强调先人的信心，我们现在是有例可循。在“後现代哲学思想”中〔编注：陈佐人博士主讲〕，我们再次看到影响西方的哲学运动，不单是启蒙运动，更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康德否证对上帝存在的论证，但尼采却将上帝的存在变成不置可否的价值，尼采以价值转移价值，否定一切传统的价值。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中国知识份子所持的，不再是极端的无神论，而是不可知论。正如高行健先生所说“上帝的存在与否不无确论，但我却心存敬畏。”这种不可知论，影响著无数的中国知识份子。极端无神论者，就如今天的熊猫一般少。我们要挑战他们。
(2)教会布道性专题：包括“廿一世纪的教会事工”、“大陆群体布道与培训的事工”和“後共产主义”。黄子嘉牧师在教会事工方面提醒我们，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未直接创办教会，但他十架救恩成为教会的基石，成为教会产生的必备条件。圣灵来到就将主耶稣的救恩承传在教会当中。所以五旬节一定要回到受难节，而整个高峰就是主的复活。复活的主是继续创办差遣教会的主。北美的大教会的事工与日并进，我们应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又大又好，在量与质上有平衡。在大陆群体的布道上，洪予健牧师再一次以系统的思维方法提到布道的方法一定是信息与方法并重。圣经在此二方面都有指引。我们一定要以慎重的心态，但也要用神的话和适当的策略去针对他们。在大陆群体培训事工上，王峙军弟兄再一次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要追求背十字架的生命；只有基督十架烙印的生命，才是那彰显基督，或生或死，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抗衡北美舒适的生活心态，要有背十架受苦的精神，在生活中有忧患意识。在後共产主义思想的专题中，赵天恩牧师再一次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展望未来。好像以赛亚的展望，展望在末後之日，万民要流归这山；在末後之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好似海洋一般充满大地。我们要在中国大陆重办基督教大学，神学院，将中国基督化，包括生活化、神学化、福音化。求主帮助我们。这种教会布道性的专题，重点是装备和挑战。我们信徒应在研讨当中与我们的事奉联结。
(3)前瞻的科技性的专题：包括“廿一世纪与科技大势”、“廿一世纪与医学伦理”、“廿一世纪与基因工程”。在“廿一世纪与科技大势”中，黄小石博士带我们看到第一部电话、第一部汽车。我们看到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真的身在科技的世纪。而这科技的纪元，就是廿世纪最後的十年，我们已经历二个时代：从数码资讯科技时代(Digital Information)到高生物科技时代(Biotechnology)。蔡蓓博士提醒我们，科技是人类的祝福，也可能是人类的咒诅。我们一定要以圣经的原则再一次肯定自然是神所创造，我们是管家不是老板。我们一定要以平衡的心态来了解科技的作用。在“廿一世纪与医学伦理”专题中，陈立文教授告诉我们生命是奥秘的真象，我们不知生之始，也不知命之终。我们要存著一个敬畏尊重生命的态度去进行医学的研究。但医学研究，好似主耶稣所说，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医生，是神施恩的工具。我们要本於圣经，勇敢地去思想医学伦理的殊例，在生死关头要如何作抉择。传统的教条主义(Dogmatism)常不能应用在生命边缘的情况中，一定要尽可能明白医学资料，做出合乎圣经原则周全的考虑。而且法律、人文社会的共识常是医学伦理最後决定的范围。在法律的辩论当中，圣经的原则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公众的理解(Public reasoning)。我们一定要以理服人，让我们的信仰是追求众人以为美之事，以至於将生命的神圣在社会中发扬出来。最後在“廿一世纪与基因工程”中，胡建安博士肯定上帝是生命的来源，他是造物主。在讨论中，好似苏格拉底说的“我们唯一所知的是我们一无所知”(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I know nothing)。我们应继续支持对生命的研究，并且注重基因工程给人类可能的盼望或可能的威胁。张以琳博士从工业界的研究中展示许多基因工程可能发展的方向。有些可带来社会进步，有些却可带来无穷的後患。这二方面都是要继续探讨的。在前瞻性的专题中，我们展望并要有策略(strategies)，知道前面的道路有理可遁。
《Ⅱ》大会的主题：“基督教信仰挑战廿一世纪”(Christian Faith Challenging the 21st Century)。唐牧师在晚堂聚会中对“基督教信仰”有周全的的查考，包括对廿世纪的总结及对重建信仰、重建德性、重建事奉的探讨。与亚洲吉隆坡十月份的信仰大会比较，我们大会专题的主题不同。前者均是“基督教信仰与…”，後者是“廿一世纪与…”。换言之，前者是将基督教信仰与当前的问题对话、挑战；本会专题则探讨廿一世纪可能的发展及如何展望将来。二者均有长处。因为探讨问题时，经常需要先了解未来趋势，才能由基督教信仰中发出挑战。基督徒常希望在参与聚会的一个专题中就得到现成的答案。我们面对廿一世纪时，很难找到标准答案(Model answer)，但我们一定有已准备好的答案(Ready answer)，就是心中常存准备，解释我们盼望的缘由，将我们了解的世局环境与我们的盼望里
外结合、主客结合，以致於我们在不同时代岗位中就不同的人发出应有的声音，这就是ready answer。每一基督徒都当做这种为神见证的人。“挑战”这名字由汤恩比的著作中提出“挑战与回应(Challenge and Respond)，用来理解世界古今文明，就成为我们重要的词汇。挑战就是文化能推陈出新，承前启後的动力。但在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应记得最重要的是主动的挑战，而非被动的回应。基督教常以被动回应时代。最好的例子是七、八十年代英、美基督教所提的“抗衡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但基督教只应抗衡文化吗？我们的儿女每周只上二个小时主日学，却五天在学校，若不控制他们，可能会整晚看电视。如果只用教会生活来抗衡文化，注定要失败。我们在教会二个小时内要装备弟兄姐妹，教导孩子们，使他们有主动挑战性的价值观，回到学校读到不合乎圣经的材料，在电视上看到肮脏的图画能自动自觉地提出分辨和挑战。所以不是抗衡文化，而应是挑战文化。甚至苏恩佩姐妹所提的抗衡文化，也不是被动地counter culture，而是要挑战当时已腐败的中产化教会的心态。所以我们是要“挑战”廿一世纪。这将临到的时代，我们与弟兄姐妹一起以祷告的心跨越这纪元，求神帮助我们。
在探讨之中，我们发觉有三种不同的对时代的观念。第一种是看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时间是断层的。这种人生观好似诗人所说“他在生的时候无知无觉，在死的时候痛苦满身，而他根本忘记了生活”(He is not conscious of being born, he dies in pain, and he forgets to live)。这种人没有时间意义，只有时间量度的感觉，我们不要做这种人。第二种时间观是以过去来决定现在，以现在决定将来。许多人有些人生观，其实只有现在的人生观，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没有将来，不是以对将来的盼望决定今日的生活。这种心态就是为何一切的未来学(Futurology)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因为是以现在展望将来。这些预测如气象报告般，常不一定准。但圣经不是预测(Prediction)，而是预言(Prophecy)，乃是知道将来，回到现在与现在的人宣讲。所以我们要过一种新的人生观，用现在决定过去，用未来决定现在。为何现在决定过去呢？好像每一中国皇帝上台都要重写历史，因为历史是现在所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史公司马迁是伟大的，因他写的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也为现代的人立史，使他们知道回顾过去，知道如何在现在生活，也就是圣经中先知宣讲的观念，他们不仅是未卜先知。我们由先知文学的量来分析，大部分并不是预言的先知。所以先知不是预先来讲(Speak beforehand)而是为神而讲(Speak on behalf)，不是单单为预言未来(Foretelling)，他们要对现代的人将神的话讲出来(Forth telling)。先知一定有预言，但预言是为现代人讲的，这就是将来决定现在。我们知道将来的预言，要成全的，是要我们知道如何今天为主生活。如以赛亚说，这天地要烟消云散，地必如衣服旧了。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一定要过去，惟有遵从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相信的不是华尔街，而是掌管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历史不是过去的事(The past is never passed)，而历史不只是现在，而是古往今来。我们一定要以主耶稣基督圣经的异象指定我们现在的脚步。
《Ⅲ》大会的重点：亚洲信仰大会与本大会最大的分别，是前者经常出现的字“全球化”(Globalization)几乎没有在此出现过。在美国的人可能很享受“美国化”，不贪求“全球化”。但是从新加坡、印尼、台湾等不同亚洲地区来聚集的弟兄姐妹最关心的是全球将如何走。他们有普世的视野。这次大会的重点是布道性的，是以中国、北美的中国人为中心的。而在亚洲是展望普世，在美国是展望中国。这岂不是社会学家所讲的，本来是边缘的现在变成中心，我们在中心的，竟然变成边缘(The center becomes peripheral and the peripheral becomes center)。这整个图画一定是全球互动的图画，美国一定不是全球的中心。世界进入互动的状态：亚洲国家尽量地求新求全，探讨普世大趋势。美国却是享受了史无前例，廿年的经济繁荣，真的好像活在以前的罗马一样并不关心全球趋势，只是关心Hudson River对岸的华尔街。所以整个基督徒有一个危机，就是没有危机意识(The crisis is we have no crisis consciousness)。我们今天只探讨美国本土的问题，中国在北美的基督徒应以中国及亚洲为我们关心的对象。但我们不是“中国中心论”，我祷告廿一世纪不是中国的世纪，不是亚洲的世纪，而是基督的世纪。所有基督徒都应有普世的视野，而且最好是末世的视野，知道天地要废去，主要再来。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我们要有受苦的心志，加倍地努力，为永恒的信仰献身工作。
《Ⅳ━1》所以我们在探讨时，一定有一个结论，就是策略性的结论。首先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我们一定要重新探讨和建立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
(1)很需要发展的是一种“後教会中心”的神学。神学不单是为教会服务，并且是挑战教会的。若神学是局限於教会、属於教会、甚至臣服於教会，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不可能的。神学是挑战教会也是教会的神学(Of the church)，为教会而做的(For the church)，也是由教会来做的(By the church)。但最终神学还是要挑战教会。我们的神学不能只局限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装备弟兄姐妹，使他们不是过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乃是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致他们不论在何处，都随走随传，将他们信仰的盼望传与别人。根基於圣经的神学，一定是大於教会的神学。
(2)第二，我们要发展一个“後学术性”的神学 (Post-academic theology)。神学不同於神学院，要像马丁路德一样，是写给信徒的；好像加尔文一样，因别人问他的问题，他便写出“基督教要义。”整个神学的建立，不是在神学院当中，而是在大学里、家庭里、教会里，在教会当中的神学是最重要的，以前最好的文章出在教会当中，最好的音乐在教会当中，最好的艺术是为教会而造。但现在教会的聚会人数比音乐厅人数少，教会的艺术比博物馆少，教会里有学问的人比外面少。我们要以教会为基地重办神学，每一个主日都是教导与传道并重。弟兄姐妹来不只是听道更是得到培训。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基督徒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对中西文化，西方科技和社会的了解。我们不单只是在大企业中做一份工作，乃是在科技的领域当中，我们有文、史、哲的训练。我们应该重新提倡我们要找中国教会的C. S. Lewis (鲁益师)。每一个读神学的，一定对C. S. Lewis又爱又恨，因他没有读过神学，但一定敬佩他。他的书比很多神学家写得更好。中国的鲁益师在哪里？
(3)第三，我们要建立不只以布道为中心的神学。换言之，神学一定要与布道结合，但不一定常能直接用在布道当中。回顾近代史，1919年是惊天动地的年代—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的年代。整个欧洲要从一次世界大战的瓦砾废墟中重建，整个中国的人民要求自由、民主和科学。但瑞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工业区 Safenwil，有一个驻堂的牧师卡尔巴特(Karl Barth)写了一本罗马书的注释书，此书一出版，将当时欧洲所有的新派神学瓦解了。整本书所呼喊的，就是以赛亚的呼喊—让上帝做上帝。上帝是掌管全球，始终如一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超越日尔曼民族的上帝，是超越文化，挑战文化，甚至与文化相对，改造文化的上帝。这一个被称为丢在神学家游乐园的定时炸弹，不单使神学瓦解，更将欧洲以自我中心的心态瓦解。当时欧洲的人，特别是德国人，相信他们会与日并进，越来越富强，终能统治全球。从来没有一本专门为教会而写的注释书产生这么大的文化震撼。巴特的神学不纯正，但神却容许一个信仰不完全准确的神学家，将整个欧洲的新派神学彻底瓦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甘於籍籍无名，没有惊天动地的运动的人，他们不但只写书，牧养一个小小的堂会在一个小城里帮助和安慰忧伤的人，将神的道忠心地传扬出去。我们需要真正的，不能只在福音布道会上使用的信仰见证，我们需要直接的布道，也需要间接的布道；需要群众布道，也需要长远的布道。我们不只为现在投资，办学是百年树人的工作，办教会是十年大计，很多工作不是马上有果效。今天的中国教会要为十年以後作准备，整个神学的策略是长远的。
《Ⅳ━2》第二方面，我们要重新建构布道策略。(1)首先要先肯定一个全方位的布道策略。我们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增长感谢主，但也要关心城市里的需要，城乡并重，上下并重，是我们的布道策略。我们需要像在北美一样的教会，能牧养信主的知识分子。但我们也一定不能放弃广大的群众，因为主耶稣是深浅由人的主。农民能仰望天地，倚靠主；知识分子也能穷究万卷书，发掘主的道。我们一定要注重两方面的策略。今天的北美教会太过精英化，好像没有一个专业的工作，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没有一个安舒的生活，就很难投入一个美国半郊区的华人教会。我们应将北美的教会大众化。在东岸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回应这个问题，纽约曼哈顿的福州人，贫下低层的劳工怎么办？在加州三藩市湾区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在三藩市的中国劳工，我们要怎么回应？我们要将精英化的美国教会普及化，但是相反来讲，要将中国本土
的教会上层化，以致於有更多能影响社会策略的人能接触福音。
(2)第二，我们要重新建立教会。主耶稣来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教会是为天国服务的，教会固然重要，但却不是中心(The church is central but not the center of the kingdom of God)。教会既然重要，我们一定要注重华人教会的建立。华人教会的建立通常是被动的。在东岸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回答这问题，如果没有资讯纪元的来临，没有AT&T大量的扩充，新泽西州教会增长的速度会不会慢一点呢？如果没有高科技突然的爆发，三藩市湾区华人教会的专业人士的聚居比例会否超越洛杉矶？整个北美的趋势是区域化(Regionization)，凡是高科技的多去西岸，求学的都去主要的大学城，金融与投资的则聚集在纽约一带。华人教会要面对这趋向，继续注重不同地区的特点，发展不同形式的教会。
(3)第三，中国的策略。我们要关注中国内思想界的发展、政局的发展、及福音事工的发展。现在我们要作长远的准备，中国的发展必与世界互动。如果中国是有史以来福音工场最大且增长最快的工场的话，我们是在这工场以外，而不是在它中心。我们要为这么大的禾场准备，有主耶稣的眼光，看到庄稼已经熟了，我们就求庄稼的主，差派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是以主耶稣超越历史的眼光，但却以禾场作为注目的中心。在帮助中国时，一定要思想全球文化的变动，特别对後现代主义，多元文化的思考。後现代主义若是因否定一切价值而产生虚无的倾向，一定是我们不能认同的。若多元主义否定一元，否定中心，一定是错的。神学院和神学课程要多少？越多越好。杂志、机构、教会要越多越好。但多不一定是好，“多”最後要有一个“一”，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在真道上同归於一”。以一个纯正的信仰创办无穷的事工，无数的布道运动，以致中国十四亿的禾场，有千千万万的布道家、布道团、无数的神学院、杂志，遍地开花，好像烧不尽的火将中国心灵全部燃烧，献给上帝。中国福音运动的继承人不会是一个人、一帮人，而是千千万万无数的无名传道人。”这些传道者在大江南北、世界五大洲、在城乡之中为神作见证。他们是真正神的仆人。我们要肯定这多元的福音传道策略，但所有传道人要知道“道”是什么？，这道是起於旧约，彰显於新约，承传於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透过复兴运动的回归以致到我们这里。这纯正归正的信仰，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所以整个福音运动，一定是上帝为元首，我们是仆人。
因此在展望廿一世纪时，我们要像诗人说的：“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来”，我们要像子规鸟一样在夜半啼鸣啼血的重担，一直呼求“上帝呀！你复兴耶路撒冷，彰显你的作为的年间在哪里？”我们不需要求东风再给我们机会，却要求圣灵的风在遍地吹送，使圣灵的火如先知所说“使少年人见异梦，老年人发预言”，以致如彼得所说，当圣灵降临，人要受感动，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千千万万人因圣灵的工作而信主，这就是我们所求盼的。我们希望做一个不枉此生，不白占地土，今生无愧的人，我们必不想做一个生时无知无觉，死时痛苦满身，而忘了我们为什么活著的人。我们不是在写历史，不管我们满腔热血多么沸腾，我们都没有资格写历史，德国哲学家伽达默(Gadamer) 说我们属於历史，不是历史属於我们(We belong to history more than history belongs to us)。但是更符合基督教圣经原则的，一定要加上这句“and history only belongs to the LORD”(历史只属於耶和华)。我们属於上帝，与上帝同工。我们要肯定历史不是君王写成的，它不属於将军、党主席、总统、财主或老板，历史是属於千千万万无名小人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惊天覆地的历史小人物，最後与神一同创造历史，就是承先启後，继往开来。愿神帮助我们。
〔本篇讲於2000年12月31日，大会闭幕式中。由梁文玑整理、韩品荣打字。因篇幅所限略作删节。〕
